馬賽克女郎

中國最近取消或大幅調降某些產業類別的出口退稅，提高華南地區的最低工資，並訂立更嚴格的環保規格。政策宣佈以來，台商嘩然，甚至傳出上海地區的美商因新出爐的「勞動合同法」而揚言撤資。對他們來說，優惠的喪失、工資上揚及環保成本的提高，就是利潤的縮水，某些商家甚至因此面臨生存的難關。

消息傳來，沒有人用陰謀論來看待。台灣的政經和社會發展領先中國，中國今日的大幅調整，台灣二十年前也經歷過，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面對產業環境的遽變，商家們別無選擇，或是自我調整或轉型以適應環境，或再次出走外移，另尋投資條件更優厚、生產成本更低廉的國家或地區。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產業變遷裡，不久的將來也要產生中國式的失樂園症候群（見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kushih/3/1284559322/20070420183723/），那些無法適應環境而遭到淘汰的商家，將要開始懷念這段世稱「世界上最狂野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起飛期，政府在這段期間的放任，官商勾結與便宜行事，都會成為中國式的「美好舊日」。工人們工作好找，因為工資低廉，任勞任怨；商人們生意好做，因為黑心無人管。

總而言之，台灣人對今日中國的變遷，記憶猶新，因為中國正在走台灣的老路──「自由經濟，高壓政治」，連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都抄襲台灣，政治上則不容異議，政治維新份子動輒因文賈禍。

早知如此，中國人當年何須將蔣介石趕出中國？又為此打了一場生靈塗炭的內戰，中國為此耗費難以計數的國力。不惟如此，隨後還換來中國更巨大的災禍──文化大革命與大躍進，前者是文化浩劫，後者是工業鬧劇。直到改革者鄧小平於七０年代末提出經濟開放的主張，從一九四九年起算，已經浪費了將近三十年。

中國人所憎恨的蔣介石，卻成了他們的開路者；蔣介石在台灣的做為，就成了共產黨今日的範本。

然而，當中國共產黨在焚書坑儒、破四舊立四新的時候，蔣介石在台灣挺身捍衛中華文化；中國人至今還沉溺在受傷的民族主義，動不動利用歷史恩怨來向日本及西方國家勒索政治利益，蔣介石卻採取識時務的政策，他選擇遺忘，在一手迫害異議人士之際，也為西洋思潮保留一扇小窗口，讓留學生赴歐美取經。不管動機為何，在外交上，他親美、親西方，而使得台灣在蔣經國隨後的政治變革裡，得以快速和西洋文明接軌。

中國人欠蔣介石一個公道。

當然，我們也不應以此來合理化他在政治上的作為。他的高壓獨裁有待史家的鞭笞，他的經濟做為也應得到世人的肯定。

台灣成為一個現代化正常國家的契機，起自蔣經國的政治維新。兩蔣之後，政治的持繼改革更確保台灣社會發展的領先，法治觀念的加強，幫助台灣擺脫封建社會的體質。而「新光天地」案讀來那麼令人髮指，因為人們從華聯的粗暴行徑看見土豪劣紳無法無天的惡行，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活生生是封建社會的遺緒。

無論如何，我們從中國今日的發展，回味了台灣的過去；我們甚至可以樂觀期待，人們可以從今日台灣，預見中國的未來──民主與法治。關鍵只在於，中國會不會很快出現政治維新者。

民主的宿命，就是無止無休的政黨惡鬥與刀光劍影的知識論戰。政治惡鬥不是民主台灣的特產，你看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廝殺；你看左派和右派在歐洲的你死我活。雖說是刀光劍影，知識和思想的能量卻得到解放。相對於日本與歐美，台灣是知識產業的輸入國；然而相對於中國，台灣無疑是遙遙領先的輸出國。這是無奈又可悲的事實，只因中國的知識能量長期遭到禁錮，而台灣的知識力量得到解放，也是政治解嚴以後的事。中國是古文明的巨人，卻是現代知識產業的侏儒。

當今中國的知識界，還受困於帝制時代的大一統思想，滿腦子「千秋大業」和「神聖歷史任務」。對外，仍然視鄰國為中國的藩屬，每天問著中國的領土有多大，而只能在威權體制劃定的小圈圈裡打轉。

沒有民主，就沒有思想的能量；沒有自由，就沒有言論的火花。知識人不過是一群威權體制的鸚鵡。中國還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清末的中西學論戰，知識界沒有突圍而出，中國錯失維新的契機；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固然激起短暫的絢麗，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終究不幸敗北；八０年代末河殤派殞落，中國再一次失去強化知識體質的機會。這一次，當中國經濟發展有成，人民已經富起來，知識界是否接棒演出，世人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