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逛某夜市,路邊攤販在賣仿冒包,就聽見一位路人和小販抬槓。

女客:「這只香奈兒是假的吧?」

男販:「給吳淑珍拿,大家都會說真的。」

女客:「錯了,給連方瑀拿,大家才會說真的。」女客說完氣沖沖就走了。

這是我親耳聽到的一段對白,其實兩人都對,只是顏色不同,卻也反映這兩個家庭在人們心目中的品味形象。

在吳淑珍遭到貪污起訴的此刻,談論「品味」這話題難免有點落井下石之嫌,但時尚產業已經隨著經濟的起飛在台灣紮根三十餘年,人們的智識素質也已發展到達一定高度,我想時間已經成熟。

記得當年還在線上跑新聞,前副總統連戰和第二夫人連方瑀的一身名牌行頭總是記者們追逐的花邊新聞。不過當時報導的心態很簡單──副總統和第二夫人是名牌的愛好者,不多也不少,沒有評論,沒有月旦,頂多只是乘機再炒炒連家家產的話題,從來沒有人藉此討論過「品味」的問題。

我現在會用比較嚴苛的態度來看待第一家庭的品味,因為我的知識增長,不會停留在過去。這個第一家庭遭到較多的批評,是因為政治越來越透明,並非他們做錯的事比前人多。

從台開案到現在,第一家庭相繼曝光的生活內容對我這個市井小民而言,都是震撼,尤其是第一夫人的卡地兒百萬鑽戒,再想到陳致中的積架跑車,我真的想不透,醫生的女兒品味怎會這麼差。

品味是漫長的文化,它奠基於富裕的物質文明,在歐洲,它與淵源流長的的上流社會(貴族階級)的生活風格互動密切,又因為知識界的論述,發展出精細而多元的省思。或者說,品味,其實是知識界與上流社會針對生活風格的對話,例如左派,他們對奢華品及名牌就自有看法。

在新富國家,品味只有一種──名牌,電視上的時尚名人和市面充斥的時尚雜誌都告訴你,你想培養品味,就要從擁有一只名牌包開始。媒體的洗腦決定品味的定義,而媒體的背後,當然是財團灑下的鈔票。

資本家在西方國家收買媒體的手段雷同,只不過在奢華工業收買媒體推出一百個必須追求名牌的理由之前,比奢華工業更淵源流長的知識界早就有兩百個反名牌的理由等在那裡。媒體一直把名牌和品味劃上等號,知識界的任務就是解構名牌和品味之間的等號。

知識界的左派當然視名牌背後的財團如寇讎,然而對一般知識份子而言,挑戰制式價值一直是神聖使命,也是有趣的遊戲。不要忘識,善挑釁是知識界的重要特質之一。

寫到這裡,我總是想起八0年代的法國總理法畢士和他的伴侶卡絲托女士( Françoise Castro)。堂堂第二夫人,卡絲托女士想開什麼車、請幾個司機都有,她偏偏開了一部全法國最便宜的小汽車 2cv Citroen,也成了舉國津津樂道的題材。

這件事情之具體而微,要從左派的理念,以及法畢士個人的家世談起。法畢士出身豪富家庭,又是社會黨人,是個很典型的「吃魚子醬的左派」(La gauche Caviar),意指一邊吃著魚子醬,一邊高談如何擁抱普羅大眾的傢伙。這個尖酸刻薄的名詞,當然是右派用來揶揄他們的。

卡絲托女士的行徑當然是刻意的,這種出身上流社會又對名牌不屑一顧的作風,真是自負到家了。看官們也不要據此斷定左派的女人就很不入時,君不見剛出爐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西格蓮.華亞何等雍容美麗。華亞女士出身布爾喬亞家庭,是上流社會,這種階級的生活風格本身就是品味的打造者,她在名牌面前想必不致自卑或心虛,在品味的問題上,又何須向名牌取經?

在台灣,醫生是上流社會的中流砥柱,出身醫生世家的第一夫人對她所青睞的品牌應是一種加持,而不是去向名牌叩頭。如果我們有一位足登La New或阿瘦皮鞋的第一夫人 ,或者更臭屁一點,手戴一只沒人認識卻價值連城的瑞士古董錶,我會對她的品味另眼相看。

如果第一家庭的生活風格是整個上流社會的指標,那麼我只能說台灣在品味的道路上還處於農業社會,知識界尚未與時尚圈進行對話。在品味的追求上,除了名牌,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這是知識份子的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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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台灣的政治生態無關左右,我也不是左派,頂多對低下階層有惻隱之心,沒什麼實際行動。我們當然不能強求第一家庭服膺左派品味。雖然民進黨在黨外時期有強烈的左派色彩,它同情勞工和病苦,我大學時代的「八十年代」、「深耕」及「前進」周刊,基本上都是勞工雜誌,曾譜下一首首勞工悲歌。只不知曾幾何時,民進黨的關懷遠離了貧苦大眾。昔日的民進黨不見了,而我的青春也消失無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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