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很多年以後,當我回過頭想,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我是台灣人。」我猜,鄭南榕的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作者:劉華真,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曾任《自由時代》校稿工讀生

 

過了很多年以後,當我回過頭想,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我是台灣人。」我猜,鄭南榕的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關於他的死,我的記憶好像很清晰,但又很模糊。

 

那時我唸大三,為了賺零用錢,被朋友介紹到《自由時代》雜誌社當校稿小妹,鄭南榕是雜誌社的負責人。在那裡工作一陣子,我和鄭南榕始終沒有什麼接觸。我的責任,只是對著手寫的原稿,挑出排版打字的錯誤,有時候去找寫稿的記者,「你寫的一筆什麼狗屎字」,或者去找打字小姐更正錯誤,然後把看完的稿子交給三校。工作時間是大概晚上十點進辦公室,校對到早則凌晨三四點、遲則五六點左右。到半夜會有人買宵夜回來,大都是清粥小菜。那個粥我還記得,黏糊糊的,像在裡面加了太白粉。因為太常吃清粥小菜,有少數的幾次他們買別的宵夜回來,我都覺得特別好吃。

 

對我而言,那就只是一個賺零用錢的工作。我的家庭,母親那邊,吵吵鬧鬧脾氣火爆的人很多,但從沒出過任何政治異議分子;父親那邊,因為跟國民黨一起遷台的關係,是國民黨政權的忠實效忠者。所以我不是看黨外雜誌、柏楊、李敖的書長大的,高中畢業以前讀過最反叛的書,也只不過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加入大學社團以前,對台灣史毫無瞭解,賴和、吳濁流、林獻堂、謝雪紅是我從來沒聽過的名字。那時候的我,很努力在讀英文版的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學德文,醉心於抽象的理論思考,夢想著有一天能讀德文版的資本論。於當時《自由時代》雜誌所登的激進台獨言論,我一開始的反應是有點震驚,然後覺得他們文筆不夠好、邏輯也不甚清楚,但讀著讀著,我開始瞭解他們在想什麼。但對於國家認同、對統獨,我仍然沒有什麼清楚的立場,因為那對我而言實在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我就只是懵懵懂懂讀那些稿子,賺一點零用錢。

 

工作一陣子之後,這個位於民權東路巷子裡的雜誌社有了改變。先是裝上了鐵門鐵窗,上樓之前有人用對講機問你是誰;開始有一兩個我不認識的人長期駐守在雜誌社裡;葉菊蘭和鄭竹梅開始常常出現,還有更多不認識的人來拜訪。來了之後,和資深記者們打打招呼,然後就和鄭南榕進總編輯室。這些改變,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我也從來沒有想過去問問別人為什麼裝了新鐵門鐵窗。一直到鄭南榕死後,以及瞭解到他為什麼而死,我才理解這些未曾被我深究的改變,所為何來。

 

然後那是一個特別的校稿日。辛辛苦苦的在《自由時代》校完稿後,四五點吧,天還灰濛濛的,到一個朋友家睡覺。八九點被朋友叫醒,劈頭一句「你老闆死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叫她別開玩笑了,幾個小時前我才見到他,然後倒頭再睡。早在幾個禮拜前就答應,那天下午要幫朋友的忙,到還沒有被搞爛的《新新聞》代班校稿。一篇一篇稿子讀來,都是在報鄭南榕,我的老闆。他的家庭,他的身世,他的教育背景,他辦的雜誌社,他所參與的反對運動,他怎樣登了許世楷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被以叛亂罪起訴,他以維護言論自由為由拒絕被拘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把那些稿子校完的,因為他們所寫的那個人,是我每個禮拜碰面,常常穿著拖鞋短褲,一邊抽煙一邊邋遢地在辦公室走來走去的老闆。

 

接下來的幾天,讀著《中國時報》、《聯合報》,看他們怎樣報導精神科醫師說這種行徑有什麼問題,南榕年輕時曾求助過心理醫師,人格怎樣偏差,連他是外省人卻參加台獨運動都被拿來當成他有認同危機的「徵兆」。這些主流的媒體報導,用一種病理學的觀點來討論鄭南榕的自焚,對於當時被箝制的言論自由隻字不提。不可置信外加火上澆油的憤怒,是我對當時媒體的一體印象。

 

隔沒幾天,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發起絕食靜坐,悼念鄭南榕。人不多,幾十個人吧。然後突然間我看到鄭竹梅,好像是她不知從哪裡聽到靜坐的消息,硬拖著阿珠姊姊帶她來和大家一起悼念爸爸。她還只是個小學生,圓圓的臉,有一雙聰明的眼睛。她和我們一樣,身上披了白布,盤腿坐在柏油地上,我剛好坐在她旁邊。一些記者或蹲或跪地拍竹梅和學生一起靜坐的畫面。

 

突然間有一台摩托車衝向我們,停在離靜坐人群不到兩三公尺的地方,拿個容器把不知是什麼的液體往竹梅身上潑,然後快速駕著摩托車逃走。整件事情發生不過兩三秒鐘,所有人都愣住了。等到回過神來,幾個靜坐的男生衝去追那摩托車,帶竹梅來的姊姊趕緊把竹梅帶開,把她放進車裡換衣服清洗。當我站起來休息一下,看到竹梅隔著玻璃往外望,我的心一陣酸楚,心裡對她說:「勇敢的孩子,不要被打倒。」

 

當然那位被記下摩托車號的潑尿元兇,在台灣警察機關的嚴密追查之下,變成哈利波特II,消失的元兇。

 

出殯那天,拿了一塊長長的黑布,中間挖個洞,把頭鑽進去,在腰間繫上白布條,為鄭南榕穿上了喪服,慢慢沿著中山北路走,走到士林廢河道的靈堂。我不記得是一個人還是和朋友一起走完全程的,只記得那是一條很長的路。每踏出一步,就好像更確定這個我認識但不熟悉的老闆,真的真的已經不在了。

 

鄭南榕去世之後,雜誌社主要由他的弟弟和葉菊蘭在打理。我一直在那裡工作到他們把雜誌社收掉為止。所有的員工一起出去吃喝了一頓,喝得大醉。然後大家幫忙葉菊蘭選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我既無謀略又無背景,只能呆呆的幫著開宣傳車,早晨半夜四處去發傳單,回到家裡,軟硬兼施地要媽媽投票給葉菊蘭,順便要她去影響附近一大掛太太小姐們。投開票當天,騎著摩托車一家一家投開票所去抄票數,然後回報競選總部。當葉菊蘭確定以倒數第二名當選時,擠在許多前來慶賀的支持者中,我站在快慢車道的分隔島上,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幫人助選,幫人拉票,也是唯一的一次。

 

過了很多年以後,當我回過頭想,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我是台灣人。」我猜,鄭南榕的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每每有人問鄭南榕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在這當下,被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言論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十四年前,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當人們已經習慣把享有的自由,當成呼吸喝水那樣簡單自然的事情時,大概已經忘記前人爭取自由的路,走來何等血跡斑斑。如果有人可以佩服李敖、陳映真,因為他們在時勢不容的情況下,仍堅持說他們要說的,寫他們要寫的,即使為此下獄也在所不惜。那麼,不要因為政治意見的差異,而貶抑堅持同樣信念、不惜得罪當道的鄭南榕,以及他為台灣言論自由所做的貢獻。

 

寫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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