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賽克女郎

過去基於某些獨特的歷史背景，教師和醫生曾經地位崇高，並且受人尊敬。記者雖然不受尊敬，但他們在威權統治時代手握所謂的「春秋之筆」，在政治改革的歷程上曾有一頁歷史。然而隨著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社會的轉型，這些職業都面臨庸俗化的困境，往日的崇高地位已經一去不回。

教師

這三種職業共同的特徵，就是工作的性質充滿道德意涵，醫生是懸壼濟世；教師是傳道授業解惑；記者是為民喉舌。教師受人尊敬，在於日本人引進現代化的教育體系之際，受教育仍是少數人的特權，教師所代表的知識階層，在一個文盲仍然普遍的社會，自然受到尊敬。然而當人人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且專業門檻又高於教師之際，教師地位的式微是可以理解的。

更糟糕的是，人權抬頭之後，人們教育小孩的觀念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從過去的填鴨式教育變成愛的啟發，加上有些父母比教師受更高教育，自認比教師高明，在此情況下，小孩是王，教師的權威淪喪，教師們也動輒得咎。回想三、四十年前我的父母在鄉下受尊敬的程度，再看看今天的老師們，真的令人感慨萬千。

人們容易掉入一種「good old days」的心靈陷阱，總會覺得舊日美好，現狀一無可取，對教師職務的評價亦然。由於過去教師受到尊敬，我們總以為從前的老師比較偉大。是否如此，其實值得商榷。教師的偉大與否，其實與時代沒有關係，而在於個別差異，也就是教師個人的信念與職業熱忱。因此儘管時代演進，我們總會看到一些無私奉獻的好老師，也同時會發現老鼠屎。將一個職業團體視為一個同質化的個體的集合，是錯誤的觀念。

我有時回想童年，彼時教師的權威不容侵犯，有些老師體罰學童的手段近乎虐待狂，學童是毫無尊嚴的個體，動輒任老師打罵。那種教育體系是變態的，可是過猶不及，看到現在老師們的權威如此受到挑戰，我只慶幸當年沒有考上師專。當你一再指責老師的不是，老師為什麼要多做多錯呢？

記者

記者更不用說了，在威權時代，不管各家報紙的政治立場為何，記者們共同的目標是追求政治改革與言論自由，效忠不同陣營的記者們彼此之間都有一份微妙的精神結盟，大家都覺得是在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奮戰。記者不受尊敬的原因，不在於他們工作的本質，而在於個人的操守。總是有些害群之馬利用版面上的生殺大權牟取私利，而有「無冕王」的鄙稱。

有鑑於「無冕王」的壞名聲，電子媒體的生態如何我不清楚，至少主要報紙的大老闆和主管們這些年致力於整頓記者的操守，記者操守不佳就妨害報譽，因此早些年偶而風聞某某同業因為操守問題遭到調職甚至記過免職。由於主要報紙越來越注重報譽，記者在外招搖撞騙或利用職權出面為人關說的醜聞少了很多。在操守和紀律上，我們不能否認主要報紙的高層們確實做了把關的努力。至少我過去效力的聯合報系、台灣日報和自由時報系都如此。

然而當言論自由已經不須爭取，社會分裂成藍綠兩派，記者們卻各自效忠不同意識型態，幫著報老闆旗幟鮮明介入政治鬥爭。非政治記者則紛紛扮起狗仔，侵犯人民隱私。有線新聞台的興起，更全盤打亂新聞界傳統的倫理，在惡性新聞競爭之下，政治惡鬥和腥羶色當道，我們每天都活在亂倫、分屍、情殺、輪姦、自殺、火災、車禍……….的聲光影像中，記者突然變成一種很令人厭惡的職業。

當然，這不是記者們的選擇，這主要是社會結構改變以及媒體老闆的經營目標所致，記者必須服從媒體老闆的經營理念。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初入新聞界，我的第一份工作的主管勉勵我說：「記者手握春秋之筆，一定要念茲再茲。」現在回想來，真是諷刺無比。

醫生

其實這篇文章真正要講的，是醫生。這是一個在台灣史上真正具有光榮歷史的職業，他們過去受到尊敬，不僅因為他們是知識上的精英，而是他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每每以社會、政治及地方領袖的身份勇敢站上歷史浪頭所換取到的崇高地位。

日治時期挺身爭取民權、積極啟發民智的蔣渭水醫師，正是個不朽的典型。日治時代的醫生作家賴和，作品充滿人文關懷，更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除此，陳永興醫師的〈台灣醫療發展史〉一書更細數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威權統治期間，挺身對抗極權體系的不公不義的醫師群像。特別在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們是犧牲最慘重的一群。

解嚴前夕，享譽國際的毒蛇專家李鎮源博士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的共同發起人之一。政治解嚴之後，多位醫界領袖也高分貝扮演守護台灣主體性的號角。舉例來說，台灣四社創立之初，四位社長──北社吳樹民；中社鐘坤井；南社曾貴海；東社黃勝雄──都是醫生。

其中醫生詩人曾貴海與鄭炯明長年出錢出力創辦文學雜誌；吳樹民本身雖非文學家，卻每年出錢創辦鹽份地帶文學營，他們對於文學的澆灌與傳承，有不可抹煞的貢獻。

從這段簡史看來，醫生與台灣的政治、社會及文學是密不可分的。

根據知名政治思想家彭明敏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他的家族一度同時擁有十五個醫生。彭明敏來自一個信仰長老教會的世家，是台灣社會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一群，人們可以想見醫生在彼時所代表的地位與象徵。

可惜八０年代以降的學生運動，醫學生缺席了。學生領袖的地位早已被法政相關科系的學生所取代。在他們缺席的同時，媒體卻又充斥著聳人聽聞的人球事件、庸醫誤診、不肖診所詐取健保費用等等等等，越來越多的負面新聞正一點一滴侵蝕著醫界前輩遺留下來的光榮傳統。醫界的榮譽正面臨後繼無人的困境。

醫生的社會聲望急速下滑的同時，全民健保的上路又壓縮了他們原本十分豐厚的收入。過去，當醫生是致富之途，如今醫學生們則自嘆不敢奢望榮華富貴，只求不要惹上醫療糾紛的官司。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是高收入的一群。

此次的「波波」爭議，其實凸顯台灣人好當醫生的心態。儘管小孩成績不符醫學系的入學資格，波爸波媽們依然想盡辦法將他們送到遙遠的波蘭學醫，其作法有抄捷徑之嫌，而引來社會非議。

更有意思的是，根據本土醫學生們散發的一份文宣指出，這些目前為數六百到八百名的波波之中，九成來自醫師家庭。醫學生們認為這是一種既得利益的世襲心態在作祟，其實不無道理。因此這次的「波波」爭議，其實也傷到了醫界自己，醫生帶頭取巧，實在說不過去。

總之，一種神聖職業的庸常化，其來有自。它們之所以成為一種光榮職業，有其獨特的歷史和社會背景。而在歷史的進程當中，他們因為這種歷史及社會背景的消失，而被還原回庸常的面貌，想起來好像也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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