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賽克女郎

編按：這是出身台大醫學系的王增齊醫生的大學校園生活追憶錄，牽線的朋友說，我有一篇東吳大學的校園回憶錄〈往事尋覓〉，時代背景相彷，兩文可以對照著讀。承蒙王醫師首肯，特別張貼在本部落格，以饗讀者。本文也可以在寫給台灣的情書讀到。

阿焜來電說阿愷找你，鄭教授過世。

電話那頭傳來鄭教授夫人吳瑠美女士細緻的聲音，吳女士細述教授亡故前的行程和最後肝癌栓塞的經過。吳女士回憶她和教授的婚姻，教授的生活言行。十二年前教授腦出血，陷入四個月的昏迷。因為腦幹受到血塊壓迫，心臟曾經停止跳動三次，進行三次電擊CPR急救。其後逐漸清醒康復出院，兩年前卻又遭逢肝癌折磨。……

電話中吳女士的聲音逐漸哽咽。往事歷歷，一幕一幕在眼前跳躍。憤懣的少年和慈祥的老人。…….最後我的咽喉逐漸漲滿，無法言語。掛上電話，掩面良久。

一九八Ｏ．解剖課

第一次看到鄭教授是在圓形教室。他在黑板畫了一個腦幹的側面圖，腦幹後面又畫了一個小腦的側面圖。腦幹中最大的丘腦，側面就像一粒剝開的橄欖。上面接著中腦，中腦略向前傾，丘腦下面是柱形的延腦。小腦的相對位置像一個小孩騎在彎腰老人的背上。小腦有三隻腳，帶著無數進出的訊號，管理身體的平衡以及所有動作的協調。上小腦腳及下小腦腳由小腦向前延伸到中腦和延腦，就像小孩的上下肢。中小腦腳由中腦向後延伸至小腦，就像一雙向後勾住小孩的手。 四個部份拼起來，加上那三隻腳，他說就像：「老婆婆背小孩」。

再下來那幾堂課我都沒有聽懂。黑暗的教室中，教授努力用綠色、紅色、藍色、黃色的線條表示神經進出的路徑和轉折。

我那一組的解剖實習在第二台。鄭教授參與並指導第一台，學生照進度從手腳肌肉分解開始，鄭教授專心做臉部細微肌肉的分解。

解剖圖譜沾了屍上的油分和福馬林，書放入書包、放在書桌上，講義夾在書中。那一個學期，身上、床上、桌上、手指頭都沾著屍體的油分和福馬林的嗆鼻味。

大三上學期結束，解剖學被當。開學囫圇吞棗準備補考。好狗運竟然過關了。

大三下有一門神經解剖學，惡夢繼續上演。教授再從老婆婆背小孩開始，我又陷入一堆黃色、綠色、藍色、紅色的線條當中，那些東西像一個沒有邊際的海洋。讀那些書和講義的感覺像溺水，我始終沒辦法弄懂。期末考前，糊裡糊塗地拼命囫圇吞棗。

考完試，我低頭走出教室，十分頹喪。那幾個人又在高聲討論試題。每次我考四十分的時候，總有幾個人可以考九十幾分。有時候覺得十分挫折和迷惘，我為什麼在這個系？我想，又完了，只好明年再重修一次。暑假神經解剖學成績公佈，我竟然低空飛過，有十個人被當。心中納悶，會不會成績登錄的時候跳了一個人，以至整列都登錄錯了？那年心中的秘密一直埋藏至今。

醫學院的建築老舊，行政部門和禮堂是日本人仿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走廊陰暗、教室和實驗室的房舍也十分老舊灰暗，圖書館和宿舍中盡是行色匆匆心情灰暗的人。

組織學、生化、微生物、藥理學、病理學，學生不停地吞下教授丟出來的東西。醫學院的生活有種看不見的晦暗壓力。

大四上學期修病理學，前一年就會有人告訴你那是地獄。東西深奧、老師強悍毫不留情，每兩週考一次，連考七次。被當會想去上吊。病理科幽暗的儲藏室內放著許多藍色的塑膠桶。學期伊始，我按病理標本手冊的指引，取出一整桶泡在福馬林中的內臟。我們一組四名學生仔細地摩挲死者胃壁上蔓生僨張的癌瘤，試著要記住手指撫過癌瘤的觸感。那一天中午下課的時候，我將攤在桌面的內臟逐一收入福馬林桶中，蓋上藍色的桶蓋。

桶蓋上附著一張標籤：台大病理科標本，編號××××××，姓名：殷海光。
這一桶被泡在福馬林中的自由主義，令人怵目驚心。

內外科最有名的醫師，都怕病理科的教授。病理科教授是醫生的醫生，每個月的病理討論有時會看到驚心動魄的場面。

考完最後一次病理考試，三天後成績公佈，老簡在餐廳遇到我，「你病理被當了」。我手拿著餐盤，腸胃一陣翻攪，「幾個人被當？」
「騙你的啦，你62分過了」。

老簡被當，那一晚我陪他喝到醉。我紅著臉，聽他說他的家庭、他的愛情、他人生的願望。

一九八Ｏ．你站在那一邊？

八十年代是個蟄動的年代，學生每天讀著報上對台灣南端那一場騷動的審判過程。最引人的辯論是「什麼是明顯而立即的危險？」一個法學博士主張應該是「身處霧中而仍有明確的感覺才叫做明顯而立即」。這是對戒嚴法是否有效最核心的討論。戒嚴法形塑了整個社會的樣貌，並且據以進行這場審判。

老大哥的態度似乎是：你們這些被壓著的人想都別想爬起來。你們老提一九四七那件哭哭啼啼的事。那種事我們在對面那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見多了。

一個無辜的老婦和兩個天真小女孩慘死在這一場審判的伊始，舞台上沒有說出卻明顯的寓意似乎是：「你們這些被壓著的要自我警惕。你們要那件事再來一次嗎？」這是一種赤裸的歷史和權力之間的對話，歷史的語言總是帶著血跡。

每夜在麵攤碰面的學生少了爭辯，越來越多的討論是「該做些什麼？」

「 What is to be done ? 」

校園終於開始蟄動。傳單從高樓飄下，圍牆上每隔幾天就有隱諱的標語口號。不外暗示著「大便就是大便，反抗才有尊嚴」這一類的事情。

訓導處派人巡邏校園，學生則站在角落，計算他們多久經過一次。

審判之後、選舉重新開始，哭哭啼啼的女人們和驚恐中的殘存者逐漸集結。

歷史和權力又開始對話。

大內

大內高手又出手了，前一次他似乎瞞過了老大哥。這一次他讓那數學才子躺在研究生圖書館外的草地上長眠，說是他自己跳下去的。這種只對文盲有說服力的說法引起了社會上的種種議論。

大內高手如果早年肯上進，學學好，學一點微積分、線性代數，或是微分方程，他絕不會把他弄死的。從四樓跳下不過是自由落體而已。只能算是初中程度的數學運算。數學才子怎麼會為了體驗自由落體而從四樓跳下？

他如果為了黑洞、微中子的重量，或是超弦理論而死也許還有點說服力。

如果把每年報上跳樓自殺案件中的樓層數取個平均，結果一定是四的兩倍或三倍。從四樓跳下，要讓誰相信呢？

報上說大內的總管患有慢性胰臟炎。哈理森的內科聖經說，此症患者常會有上腹部難忍的劇痛，經常必需使用嘛啡類止痛劑，患者容易上癮。大內總管經常要到陽明山下戒備森嚴的醫院治療他的疼痛。我在金門服役的時候，有一天站衛兵，病號的阿兵哥從花崗石醫院回來，經過門口，順口說「太子今天到金門，第一站巡視花崗石醫院。」這符合我們的猜想，他每到一處都必須先解一解。我不相信美國人和對岸的中國人不知道這件事。老大哥用這個每天鼻涕眼淚要上來鬧幾番的阿斗當國安會秘書長，總管黨、政、軍、特、海外各路情報作業，老大哥這種獨裁政權特有的荒腔走板、困窘至極的權力接班布局，到底把二千三百萬人當成什麼? 他又要向世人傳遞什麼訊息呢?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張學良人在北平，也是鼻涕眼淚呵欠連連，每日都要神遊太虛數回。日本人下手之前會不知道嗎?

報紙上又說老大哥患有糖尿病，必須每日注射胰島素。他的心臟沒有足夠的跳動，已裝上心臟節律器。

權力

我們二十歲上下的人不太能體會權力是什麼東西，只覺得十分困惑。權力據說是一種奧妙、甜美又極其怪異的東西。權力讓老大哥輕輕點頭，刑場上的人就重重仆倒在地。權力讓擁有美利堅合眾國博士學位的人凜然正色地告訴你，他方才舔的某人的屁眼極其香甜美味。

有人說權力的滋味像鴉片，令人飄飄欲仙、無限神往眷戀，也會令人發狂。也有人說權力是靈長類的本能，經過百萬年的演化深植在DNA中。

在台灣，老大哥的資歷和威力，無人能出其右。一九四九以前老大哥跟玩弄過中共及北韓金日成的史達林交過手；在台灣從一九五零的許強、郭秀琮到一九八二的吳泰安，四千多名政治犯被槍決，那一個沒有經過老大哥點頭。老大哥和他的總管靠著殺人、胰島素、嘛啡來維持他們的獨裁政權。

摸索

黨外活動的新聞常刊在報紙的社會版。大抵是雜誌查禁，從犯陸續逮捕，人權組織關切，探監哭哭啼啼。社會版新聞也同時刊載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俞中興，古永城等黑道份子在縱貫路飛車槍戰火併」，「暴徒在臺北地方法院開槍成功劫走同夥，迅速逃離現場」，「高雄市某暴徒搭計程車朝警局正門射擊數槍，暴徒在他處下車要司機返回警局向警方通報其姓名」。 原來司馬遷描寫的勇悍不愛其軀，敢於冒死，直接挑戰老大哥統治權威及其軍警酷吏的，居然另有其人。他們擁槍自衛，四處流竄，軍警疲於奔命。

法學院圖書館有一本名為「恐怖主義─Terrorism」的英文期刊。幾個學生互相耳語，快去翻翻，裡面的東西有趣。別太招搖，絕對不要留下指紋。所有絕望又想反抗的人都在尋找低成本高震憾的手段。

幹一票主義

報紙的社會版還有著耐人尋味的報導：教廷使館門口駐衛警遇襲，警槍被搶；湖口某營區衛兵遇襲，M16步槍被搶；一件重大銀行搶案久久未能破案，無辜的人被刑求至死也說成他自己跳下橋；淡水河畔毫無頭緒的浮屍；偏遠鄉鎮信用合作社金庫被挖穿牆壁搬走現金。跑社會新聞的記者訪問警方專案小組並作專題分析，認為作案者可能沒有前科，又因為他們都迅速脫離現場以致警方僅有極少線索甚至毫無線索。事後被捕的大多是同樣手法作案兩次或以上，或內鬨遭告密（蘇俊模沙鹿劫鈔案，同夥告密，越獄，又捕槍決）。警方以及調查局的辦案能力我們圈外人無從得知，數年後警政署長羅張的貼身侍衛也攜槍搶劫郵局，可見圈內人也認為「幹一票主義」可行。

「……完全沒有前科的人，只幹一次，避免用同樣的手法，詳細檢視行動流程，多作沙盤推演，是有可能得手的。」每天看社會新聞，大家都有類似的心得。

一九八三．二月

從那一件事開始呢？只能從那件事，那是集體記憶的開始。而他們又拿那件事來威嚇所有的人。以前只能竊竊私語的事就拿出來談吧！

那件事，老大哥和老大哥的爸爸都不承認有所關連？太不可思議了吧！

那個人還在，你從醫學院騎車去羅斯福路總區上課會經過金華街他家門口。總得問問，他是什麼立場？

二月底某夜，五人小組聚會。一成員報告他那一組人將於二十七日深夜，在文化大學等地散發傳單，嚴重警告國民黨並要求立即釋放盧修一。另一成員報告二十六、二十七日深夜及二十八日早上，在那個人官舍附近的行動。五人小組同意此次行動並要求注意保密。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夜，學生在市區許多面牆，以及那個人住所的外牆上，問他是否懺悔？

隔日那個人家門口多了幾個便衣暗哨，對面淡江大學城區部巷口多了幾個警察。學生騎車觀察現場，遲疑了一會兒。他們離開的時候，地上飄落一張張雪白的宣言。當天深夜，阿忠到宿舍來，說：「立法委員許榮淑的家被全副武裝特勤警察包圍。」許榮淑本人莫名其妙。她家離現場只隔兩條街。阿忠匆匆離去。

三月，氣氛有些變化，中山南路徐州路口的便衣警察多了一倍，身上並且多背一個小袋子，以乎沈甸甸的。老大哥的車隊經過時，他們盯著路邊等候燈號的學生。

老大哥經常坐在車隊的第二車，報上說他的車是防彈的。有時可見到老大哥臉貼著車窗向外看。

風聲變緊，醫學院和阿忠這兩組在校外行動的人暫時停手。政治系阿福那一組人在校內行動似乎收不了手。作案像作愛。

下學期校園中耳語不斷，訓導處人事大幅更動。我被藥理學弄得暈頭脹腦。蛇毒、凝血機制、神經末稍接合脢……。
藥理科有世界一流的教授，他們會到骯髒的男生宿舍餐廳，安靜地與學生一起排隊吃飯，考試卻讓人痛苦不堪。

一九八三暑假，感覺他們的足音越來越近。社會系阿榮輾轉託人相約，深夜在一個偏僻的地點談話，說調查局有二十多人在總區調閱學生自傳，核對筆跡。

事發．速走？

暑假中阿德、阿忠、小賴有許多計劃，租了一個小房間作辦公室。搞工運的人來接頭，討論後我與阿忠打算去北中南有戰鬥經驗的工會拜訪請益。幻想著工學結盟，有一點亢奮。阿德積極串聯各校的朋友。

八月，小賴通知：政治系同班的阿福在台中清水遭調查局約談一整天。他媽媽在調查站門口大哭。當天傍晚阿福招了。

阿福這一組人同樣的手法重複數次，行動延續十數日，終遭特勤單位貼近佈網。

有一個活躍的大姐，拿兩萬元，叫我們幾個先消失一陣。國民黨似乎想作大案子，目前尚未成局，目標是阿水、喇叭，和阿川。阿水潛心於理論和寫作，喇叭留學芝加哥大學，那是美國左派重鎮，阿川關七年才出來不久。

東窗事發，那些計劃及各校學生的串聯只好暫停。在最後討論時，身為匪首，阿德表情十分凝重。他身背數案，老大哥的鷹犬長期監視著。從輾轉聽來的消息推算，此次似乎在劫難逃。約定好聯絡方式，五人小組分頭跑路。國民黨在作分解式的慢動作，不太尋常。猜不出是他們認為不值得逮捕，或是他們不願意民間再一次沸沸揚揚地討論一九四七以及地下室的那件血淋淋的事。

阿德到山地部落；小賴到雲林鄉下；阿忠回埔里；阿焜是實習醫師，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他決定不跑，晚上不睡宿舍，改睡開刀房休息室。我找來找去，以每月六百元租了師大旁菜市場邊一間發霉的房間。隔著師大路、麗水街與現場直線距離約一百公尺。

藥理學成績公布，我又被當。早上在菜市場吃早飯看四份報紙，然後白天看三、四場電影，晚上看書，準備法庭陳述。

法律系阿青每隔一段時間會去醫院看阿焜是否還在，兩人並不交談。我與阿良約定聯絡暗號，如果超過二十四小時未發出訊號就表示被捕。

大姐約了有智多星外號的律師與學生碰頭討論案情。我兩次都沒去。大姐另外約了時間地點。這次她化身雜誌社記者，約了一個女明星在茶館談話，我待在對面另一個房間，她在與女明星談話的空檔過來找我。過程拖得很長，大姐顯然安排這位明星當她的不在場証明。

案情討論大體結束，大姐說萬一進去挨打受不了，將太陽穴對著銅製水龍頭猛撞可以解脫。當夜我查書，看了一下太陽穴之下腦顳部的解剖圖譜。

越數日，阿楠約我與阿焜深夜在台大校門口照相，正面、側面、個人簡歷。她說檔案要交給AI。

又過數日，阿楠再約見面，說漁船已聯絡妥當，大約從中、南部出海。如果有決心離開，安排你們幾個去加拿大。你和阿焜走頭一批。如果想繼續讀書，會有人安排。

我去找阿水，討論最後陳述的內容。他不同意我描述台灣社會的史觀。我說我不甘心。那些關十年、二十年出來的人，我見過一些，只有少數人仍然頭腦清晰靈活，有許多人變得遲鈍呆滯。我說了一些愛爾蘭共和軍、日本赤軍連、秘魯光明之路、菲律賓新人民軍的事。阿水不置可否，只說你要想清楚，要與一切的家人、朋友，自己的過去斷絕關係，永不回頭。你想清楚，確實有決心才能玩那些東西。

我坐計程車回桃園，車子從門口緩緩駛過，透過車窗玻璃，看到店中的爸爸，隔壁的阿姨。深夜回台北，燒掉所有的信件和照片。

有幾日我感冒，鎮日昏睡，忘了聯絡阿良，他發出警訊。黃天福那時是立法委員，他去警備總部要人。警總說人不在他們手上，也沒有聽說逮捕之事。

一九八三暑假即將結束，大姐說暫時沒什麼動靜，可以出來看看。

開學，中山南路徐州路口，戒備更加森嚴。老大哥的車隊大約在八時五十分左右駛過。前導車四窗皆開，裡面的人向外張望。八時三十分左右先有憲兵車停在急診室門口，下來四位憲兵，兩位配手槍、兩位荷 M十六步槍先探查急診處側面及樹叢，五分鐘後上車離去。

急診處側面、後面通往病房的入口都加裝了鐵門，各坐一名警察，鎮日看著學生、醫護人員通過。下午六點以後，只留側面通道，鐵門關上，出入要驗明身份，在本子上簽名。配手槍的憲兵每天上、下午巡邏一次。從常德街醫院大門進入，穿越大廳、中央走廊到青島西路後門折返，再走回中央走廊左轉外科門診，繞到急診處。憲兵巡邏路線並無變動，出急診處大門，站在左側紅磚道上，約五分鐘由憲兵車接走。前後大約三十分鐘。

醫學院訓導處新來兩個憲兵校級軍官，一個中校、一個少校。他們兩人都住在男二宿舍六樓，我也住六樓。

開學藥理學補考，老簡去看成績，他說我是補考最高分，我搖頭苦笑。

次年寒假，電視新聞報導，原來三月初才開始為期一週的「春安演習」改成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為期一個月。電視畫面中有荷槍的警察和憲兵在路邊攔車臨檢。報導中並未提及去年這一段時間的犯罪統計有什麼變化。

一九八四，鄭教授接訓導處分處主任。我畏懼的老師來坐這個難坐的位置。

我不知道他數年來同時擔任高雄醫學院客座解剖學教授。據吳瑠美女士的回憶，教授在數年前知道高醫原來的主任退休後，新的主任是外科教授轉任，那個人是鄭教授的爸爸，鄭傳對先生。做兒子的覺得陣容不太堅強怕爸爸漏氣，所以毅然同意兼課。教授在訓導分處工作之餘，假日還要趕赴高雄授課。有時訓導分處會議擔擱他還得把課延後，再設法去補。

我們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慢性B型肝炎和肝硬化，因為肝硬化他的凝血機制逐漸低於正常水準。

我擔任醫學系六年級的學生代表。學期伊始，做了一年教官的憲兵少校，脫下軍裝轉任訓導處正式職員。同學議論紛紛，這果然是想儕身世界一流大學的台大一件偉大的努力。

我參加學代大會，考慮提「堅決反對案」會受到國民黨學代的抵制。經過討論，決定只提「大會嚴重關切案」。關切案獲多數票通過。行政當局對該案的答覆令人搖頭。他們以指定該教官去心理系修課交代了事。

學期中，校內刊物對代聯會主席普選繼續多年的鼓吹，不同陣營也進行大量的文字辯論。國民黨耕耘了四十年，校園中基本人權有關的言論、集會、結社都受到禁止及管制。稿件要事先送審，不可在路邊演說，貼海報要事先審核，演講會要事先申請，敏感的人不能進校園演講，發傳單算現行犯。神棍林雲倒是被訓導長奉為上賓，吃五穀雜糧的人竟然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這一年的代聯會中，國民黨籍佔多數，中立者約四分之一。

各社團決議進行普選遊行，但以個人身份進行。學代大會表決普選案的週六上午學生開始遊行，為中午的學代大會造勢。

學生在內衣上寫著普選的大字，在校門口集合，脫下外衣開始遊行；訓導處的人擋住校門口，軍人忙著照相搜証。學生強行進入，呼喊口號，遊行一圈；當日下午普選案以九十四比零通過；遊行學生送懲戒。阿忠留校察看、我大過、阿良和阿貴小過。行政當局說這些學生辱罵師長，妨礙校園安寧，集會未經核准。他們認為這種事會動搖國本，引起共匪渡海攻台。

我們與國民黨的學生及社團時有往來，他們大抵客氣有禮。他們視國民黨如兄如父，縱使雙手沾染著血腥，也還是生養自己的父兄。他們的父輩，時日稍久，也略有耳聞：國安局、調查局、駐外單位，中將、少將，鐵路局長、銀行董事，財政部、交通部、典獄長……。

辯論的重點不外是「大便到底是不是那麼臭？」他們有時會說：「縱使大便是臭的，忍耐一下，再吃一陣子大便，一定有龍蝦鮑魚可以吃。」我們的立場也還明確：「大便就是大便」、「大便很臭」、「不吃就是不吃，一口都不吃」。其他的辯論多半是形容詞的差別，或是套上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福利國家；儒家、法家、康得、黑格爾、托洛斯基、齊蓋瓦拉、羅莎盧森堡、葛蘭姆西；批判理論、青年馬克思、正義論、現象學、闡釋學；國共內戰、台灣地位、韓戰、越戰……東拉西扯、似懂非懂、糊里糊塗、頭昏腦脹。

校園裡，反國民黨的學生相對於國民黨高幹子弟，比較有文化水平。文化界比較活躍的人，我们經過引介、透過小型座談，大多見過、談過。高信疆、南方朔、羅大佑、陳曉林、李敖、王汎森；東亞所的陳璋津、齊茂吉；文學界的陳映真、黃春明、吳晟、宋澤萊、楊逵、楊牧；和環保運動者。特務及告密者也真有不少，其中大部分人除了告密及監視之外，人品也還算端正。政治牌桌上有左翼的蘇慶黎、唐文標、王津平；右翼投機的辜寬敏；蠢蠢欲動的原住民無政府主義者，同情黨外的外省籍虛無主義知識份子，出獄政治犯……

其中最令我心神蕩漾的是與王汎森的談話。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台大對面的曉園書局，那時他是史研所的學生。他靠在書架上，對我解釋宋朝、明朝朝臣的兩條路線鬥爭。他留電話給我，一週後，我帶一個朋友(不忍獨享) 去他永和家中。他有一個龐大的書庫。那時的王汎森，穿著藍白色橡膠拖鞋、短褲汗衫、滿臉鬍渣。講到某一個問題，順手就從書架上抽一本書，翻到摺頁處，給我看原始文獻記載。聽了三個小時後告退，至今猶不能忘懷那種滋味。

國民黨最優秀的學生並沒有真心要跟我们玩到底，他們大多積極規劃出國留學。受到上一輩逃難經驗的影響，擁有歐美博士學位，才是走到哪裡都可以立足的保障。起碼要有一張綠卡，才算的上是國際級的人身保障。台灣護照，走出這個島嶼，只能算是難民證。

跟我们角力較久的，大部份是國民黨的二軍學生，頭腦不怎麼樣。

與國民黨的學生辯論之餘，總覺得感情成份多於理智和知識，日復一日，沒什麼變化。

除了與國民黨學生社團對壘，學校行政當局、調查局、國民黨青工會、警備總部三不五時約吃飯、談話；覺得來意不善，總是派年輕靈巧的阿青阿宏去應付，一方面讓他們練膽，事後再討論對方傳遞的訊息有什麼涵義。

總括國民黨這些防範學運的措施，確實產生起碼的成效。有許多博士、碩士為國民黨效命，細密地為老大哥織起一張圍堵學運的網羅。國民黨也慷慨地給這些博士、碩士飯碗，並且依他們的忠誠給他們前途上的獎賞。士大夫沉淪，社會只能跟著沉淪。老大哥深知自己政權的獨裁本質，國民黨如果沒有經年累月的前置作業，花費巨資布建大量人力，在學校、民間社團、工廠、報社、設置保防細胞嚴密監控，校園早就烽火連天。輪不到我们這幾個思想貧瘠、意志沒有武裝，沒有遺傳到反抗傳承的人，擠在檯面上困窘地叫牌。

覺民學會吸收國民黨的積極份子，他們也積極掌握學生社團，大家各佔山頭對著幹。我覺得國民黨忘了給自己優秀的下一代留一點獨立思考、發揮想像力的空間。國民黨的老人自私了點，糟踏自己的優秀子弟，只想在他們的腦中塞大便，沒有警覺到世界潮流正快速變化。他們家大業大，下一代思想沒有出路，恐怕無力承擔新的局面。

我們這邊面臨國民黨在校園中軟硬兼施的策略，成長也十分緩慢。沒有遍地饑饉赤貧，沒有執政者滿地殺人，不容易有決心拼死的青年。激進的人在反抗陣營中佔不到一成，聯考的精神痛苦讓退學成為初步有效的攔截網。

大大小小的壓力使得各校的學生組織大多有地上和地下兩套，想衝的地下化，想玩的去弄社團，靈巧會咬人的兩邊都搞。

一九八四在耕莘文教院各校組織串聯活動被調查局跟的死死。學生逐步過濾，找出可疑的人，將他誘到溫州街小賴租的房間。鎖上門、拿出棍棒、擺出惡行惡狀。他受到驚嚇，拿出錄音機求饒。

事情變得不太真實。該向老大哥求饒的是我們，怎麼會變成是老大哥的鷹犬向我們求饒？我們沒有解放區、沒有叢林基地、沒有越過邊界就安全的三不管地帶。我們能怎樣？明天警備總部來談話，我們還不又是「籠中鳥」？只覺得造化弄人，無語問蒼天。

各校的兄弟曝光太多，耕莘的活動只好中止，回到地下。壓力過大，地下化的組織容易神秘化和幫派化。這樣的組織特性不利於運動人口快速增長。

想像中波瀾壯闊、四處烽起的運動必需有起碼的組織民主；議題和組織互相激盪，運動才有成長的機會。

鄭教授約我談話。「你記大過，取消預官軍醫資格」。我說「他們那一缸子都是垃圾」；「你明知他們等著要辦你，為什麼還把頭伸出去讓他們剁？」「三十多年前，我的學長郭秀琮、許強被抓去槍斃，你不驚嗎？」「抓你去坐監，你爸爸媽媽受的了嗎？」他視我如子女，令我十分感激。我想不出如何用很短的時間對他說明「造反」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側身抱住他的肩膀向他道別。

學期末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改選。醫學院有學代反應，總區訓導處的職員宴請學代，要求投票給國民黨籍候選人。這是期約賄選，十分不可思議。我們有一個穩重親和的學代立即拜訪那名學代，作成訪談記錄，並請他簽名，那名學代勇敢簽了。隨後做成傳單，選舉當日提出譴責案。台大行政當局對此事的答覆令人搖頭。國民黨在校園內逐漸失去人心，隨著局勢轉變，他們手腳有點慌亂，顧不得吃相難看，有時甚至一昧蠻幹。

一九八六．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台大辦母親節嘉年華，學生抗議李文忠遭設計退學。校長孫震主持的剪綵儀式遭遊行隊伍衝散，當日李文忠在傳鐘下絕食。學生佔領傅鐘，以人牆圍住李文忠。

台大行政當局提出數項條件要求李文忠結束絕食，雙方進行磋商談判，條件屢修屢改。第三天，雙方達成協議，由九人教授委員會重新審查李文忠退學案，李文忠結束決食。

五月十四日，教授委員會作出有條件復學的裁定，但次日孫震校長的校務會議予以否決。校務會議結果公布的早晨，校警、教官、調查局、警備總部便衣人員滿佈行政大樓外面。他們早有結論。

學生再度集結，散發傳單、繞行校園演說、指責行政當局。並再度佔領傳鐘，校園近乎無政府狀態已進入第五天。學生因教授委員會的決議而態度堅決，校務會議的決議看起來也經精心盤算。雙方對決態勢升高，但我方只剩一張牌可打，而且不好打；對方卻還有許多張牌。李文忠入伍令已到，二天後必需回埔里報到。國民黨從中央黨部、臺大黨部、到南投縣政府兵役課，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要照他們原來的計劃結束這場衝突。

退學的議題，缺乏對其他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的感染性。一九六八，東京大學醫科學生佔領安田講堂，成立安田砦，用石塊和汽油彈僵持兩日的場面，恐怕很難在眼前的時空下再現。

退學的議題，加上教授委員會的裁定遭撕毀，可以讓學生們衝入並佔領行政大樓，僵持幾天嗎？

那是我方唯一能打的牌，其他牌都上不了抬面。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只是改良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曾立意亡命，相搏到底。

出不了牌只好下牌桌。隨後而來的事情可想而知……只能任對方反擊。還能做的是把實力和元氣留下來，等待下一回合。

等待

幾年後我在CNN的畫面中，看到對岸京城的學生佔領城中最大的廣場數十日，局面停滯。廣場上有數萬人，但新疆回籍帥氣的學運領導人只帶著數十人，拿麥克風在他們國家領導人的居住區喊話、衝撞武警。國際媒體似乎饑不擇食，雞毛蒜皮也大肆現場轉播。我疑惑地想著，帥哥手上的牌打完了嗎？組織和議題之間的激盪停止，主動性逐漸消褪，他們遇到什麼瓶頸？

在六月的第一天，廣場上的女性領導人在旅館裡秘密留下錄影。印象中她的談話重點有二：其一，局勢惡化，對恃升高，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溝通管道顯示雙方都不退讓，衝突就在眼前；其二，她認為改良主義沒有能力有效地促成國家體制的重大改革，改良主義者必須變成亡命之徒才有機會。在她嘶啞沉痛，最後告別般的秘密錄影中，我感受到她的困難比她的對手大許多。孫逸仙、胡志明、毛澤東、卡斯楚、列寧這些人上場時就是亡命之徒。改良主義之路走到一半要變成亡命之徒，我無法想像那有多困難。

沒牌打的處境下最困難的抉擇是：收場、挨打，忍受內部的指責、保留元氣；抑或是，繼續僵持、等待對手的重擊，而僅存的實力和元氣可能一併被鏟除。

時間給所有的人機會。時間讓毛澤東、周恩來在北京與宿仇季辛吉、尼克森把酒言歡。時間讓兩度下放勞改的鄧小平終於掌控全局，造成巨變。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八萬多人從江西蘇區突圍，到延安時只剩三千人。長征盤算的是什麼？ 不也是爭取時間和隨後可能的機會嗎？時間似乎是所有權力競逐者沉默的朋友。

蔣介石一九四九倉皇辭廟到臺灣時也沒想到，再過ㄧ年，曾經對他落井下石的世界超強美國會在朝鮮半島毀掉他仇人的百萬軍隊。在蔣介石最黯淡的那一年，他六個月輸掉三場會戰。徐蚌會戰，他使用日軍留下的毒氣彈，仍然無法阻止他的數百萬軍隊被吃掉。唯一的勝利是在金門古寧頭，與日軍降將「白團」合作，擊滅一萬多人裝備拙劣的共軍。（俘八百、餘盡殲，船運台灣，不知所終。）

蔣介石跨海而來，盤算的不也是時間和機會？時間慷慨地給蔣介石意外的禮物。

一九八六．五月十五日．中午

台大校方已宣佈李文忠退學，學生繼續佔領傅鍾，一波一波的傳單在校園散發。局面僵持，校方決定出動校警驅散學生。學生早有準備，演練過數次橄欖球式的人牆推擠。下午一時左右，各單位人員到齊就位，包括校警警、教官、調查局、警總便衣人員。由校警開始列陣推擠，企圖把李文忠拉出人牆，經三十分鐘推撞，校警無功撤退。現場媒體全程錄影，那卷錄影帶電視上看不到，但聽說不久就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之間流傳。

傍晚有一輛黑色轎車駛入，靠近傳鐘。我看到少將總教官小跑步過去，縮著頭，向車內的人敬禮。黑色轎車停留十分鐘後離去。

當天夜裡學生在台大對面某處進行冗長的會議，檢討這五天的行動，並決定次日傅鐘下再次集合。調查局人員在現場的樓下看守，緊釘不放。會議結束，我與李文忠離開，調查局人員緊跟我們的計程車。我們下車跑進小巷，他們的車也駛入小巷；我們在巷子裡拐彎快跑，他們打出遠光燈追趕，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牆上跳躍。

如果他們要逮捕早就得手了，只跟蹤不逮捕是什麼意思？這些幹員得到的指令是什麼？他們要確保李文忠無法再進入台大校園？要確保李文忠準時在南投報到服役？我跑得氣喘咻咻很難想事情，腦中翻滾著與國民黨的恩怨情仇。今夜脫得了身嗎？明天傳鐘下的事，我與李文忠未到如何進行？

跑到金山南路的巷子口，另一部車迎面包抄，車頭強光照得我們睜不開眼，只好拐入旁邊的小巷繼續逃竄。

終於跑到大學論壇社一位謝姓學長的四樓住處，我與李文忠簡短商量，兩隻鱉不要在同一個甕中，我應該設法離開該處。

我走下四樓到公寓門口，調查局人員隨即以無線電報告。他們並未上前攔阻，我遲疑一下，繼續走，側身穿過車子與窄巷的空間，走出巷子。他們主要的目標是阿忠。

我走到中山南路翻牆進入台大醫院太平間，這樣入口的攝影機不會留下記錄，後面並沒人跟蹤。我在太平間的冰櫃前坐了一會兒，再次確定無人跟蹤。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中山南路。老大哥上班的車隊進入中山南路，第一個目視交會點就在這裡。長條形的冰櫃可以藏放火箭筒和五0機槍的槍身；機槍腳架太大，大概放不下； 三0機槍放得下, 但是子彈太小,可能打不穿防彈玻璃。

我到燙傷病房換下外衣，穿著綠色手術服蒙上口罩，穿過台大醫院中央走廊，到三東產科病房地下一樓值班室睡覺。那兒有五個被褥凌亂的床舖，產科每夜接生許多嬰兒，值班的人，離床接生，再回來睡覺時不一定是原來的床舖。希望調查局不會半夜臨時改變主意要抓人。
不知道今夜出生的許多新生命，有哪幾個將來會變成國民黨的幫凶共犯，有那幾個會站起來挺身反抗?也許我這樣單純地劃分，並不會幫助我更了解人。受DNA操控的人的行為，有更深奧難解的邏輯，也有其先天的殘酷本質。

一九八六．五月十六日．上午

李文忠準時出現在台大校園傳鐘下。不簡單，不知道他如何辦到的。

傳單仍然一波波地散發，李文忠進行最後演說，其他激動不已的學生也上台演說。我實在由衷佩服大學新聞、大學論壇那幾枝快筆，他們好學深思、充滿熱情，可以坐在樹下寫宣言。最後全體學生手臂相扣，遊行走出校園。「We shall Overcome 」。沒辦法，挨打等下一回合。隊伍在校門口解散。

阿忠、阿容、和我坐計程車離開台大校門口。阿忠決定回南投，明天去兵營報到。我們在師大路一家冰店下車，商量善後。調查局的車子停在冰店門口。阿容去叫他們一起吃冰，反正阿忠也跑不掉；他們兀自對著無線電講話，不願下車進來。

六月中旬畢業典禮，鄭教授盛裝參加。他一早看到我，我趨前致意，「聽說你們今天早上在校門口另外辦一場畢業典禮？」

「我不知道啊，有嗎？」

我並沒有進入體育館的畢業典禮會場。誰勉勵誰呢？畢業記念冊印好了，我不想買。一個月前班代要每人交一張照片留一句話。我沒交照片，留下一句話：「To K（國民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To S（學生）：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體育館內典禮結束，畢業生在操場集合，開始繞行校園一周。教授與我並肩一路閒談。校園內還留著未清除淨盡的標語，看不出是那一組人的風格。一般的行動原則是：沒有參與就不知道。某個人幹的事，當面問他，他也不會承認。每個小組只與某人單線聯絡，每一小組都不知道另一小組在幹什麼。只有兩個人知道所有的事，我已不是那兩人之一。

國民黨不是省油的燈，他們也有手法細膩的一面。數個月前學生核心組織進行交接，跨校串聯、標語和傳單游擊戰並未停歇。阿青快筆寫了「給台大同學的一百封信」，每隔數日逐批秘密散發，新吸收進來的學生也逐批練膽。校總區、法學院、醫學院，學生議論逐日熱絡。有一次行動第三層外圍組織遭到滲透，有些人遭到埋伏攔截，新手錯愕不已。那一次失敗對士氣打擊甚大。新的核心組織對第二層和第三層進行清理和重整，檢討所有的組織和作業安全程序。過一個月才又重新站穩。

畢業生隊伍到校門口解散，氣氛歡樂。照相、鮮花、女友、家人……

鄭教授說：「懲戒會議下週才開，你今天拿不到畢業證書」。

暑假的第二週，鄭教授聯絡我去他的辦公室，「李文忠開除學籍，你和其他六人留校察看，你有畢業證書。」 我說：「老大哥似乎累了」。
。老大哥一方面要與奔竄在他血管內的葡萄糖大軍奮戰，一方面大概看我們這幾個如螞蟻草芥，弄來弄去總是花拳繡腿，懶得理我們。只讓家奴去了事。

教授領我到醫學院教務處，承辦人員拿出我的畢業證書，教授一把搶過來，看了一下，轉交給我，走出教務處。

「你乖乖去當兵，不要惹事，平安回來。」

「我不怎麼擔心。韓國的學運份子去當兵，有的會死在軍中；台灣應該不至於如此。國民黨已經被美國人閹過了！」

沈默了一會兒，我又說：「對不起，你教的神經學，我學得不好，覺得很難。七年級這一年我想復習神經學，但是我不敢選神經內科，我選到復健科實習，那兒也可以復習神經學。如果去神經內科，洪祖培教授會比國民黨更先把我剁成肉醬，我不敢去。」我摟著教授的肩膀向他道別。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入伍服役，兩年中寫了數張卡片給教授，內容不外：「我身體健康，常常搬石頭，清垃圾堆，請勿掛念…國民黨氣數已盡……」

在金門服役期間，教授腦內出血，陷入長期昏迷。

據吳留瑠女士描述，教授發病那夜突然覺得頭痛，劇痛。他先解下皮帶緊緊繞住頭部，試圖減輕頭痛，再請夫人打電話到高醫，說他次日無法前往上課，改日再約時間補。不久陷入昏迷，夫人匆忙聯絡親屬，送教授進台大急診。

術前檢查，發現腦內有大量血塊，腦幹受到壓迫，有長期的肝硬化，凝血成份不足，情況危急，最後決定進行手術。林瑞明教授主刀，沈銘鏡教授負責凝血成份控制。手術後教授昏迷四個月，其間因為腦幹受到壓迫，心跳曾停止三次，進行三次CPR及電擊急救。我一九八八年五月休假返台，在台大五西病房看到教授時他仍在昏迷中。兩天後爆發五二0農民運動，我擠在台北市警局前忠孝東路上的數千人群之中，人聲鼎沸之際，剎那間社運史上第一顆汽油彈從我背後飛過頭頂，落在鎮暴警察控制的那一邊。

四個月後教授逐漸清醒，四肢僵硬無法動彈，經復健科積極治療，終得以逐漸康復，走路出院。教授在加護病房期間，經李源德教授細心照顧，內科狀態趨穩定。

夫人吳瑠美女士尤其感謝幾位住院醫師：周祖述醫師、吳造中醫師、余忠恆醫師、余忠仁醫師，他們在教授最危急的時候，不眠不休地工作，陪伴鄭夫人渡過最漫長痛苦的時間。

一九八八年年底，台大招募住院醫師。我想我帶著如此羞於示人的成績，只適合充當醫學界的勞動兄弟。我去拜訪外科主任陳楷模教授：
「我想學外科」
「可以，你去報名等面試」
「但是，但是我有一些案底」
「什麼事？」
「一九八五、八六在學校一些遊行的事」
「記過嗎？」
「總共三大過、二小過、留校察看」
「那不是超過了？有畢業證書嗎？」
「有」「人事單位可能會有意見」
「成績怎麼樣？」
「後面的！」

陳教授沉吟良久，

「你有心學外科，我就挺你，沒有人可以改變我的決定」「你要打拼」

他綽號叫雷公，會把住院醫師寫的病歷摔在地上。

住院醫師六年我不敢懈怠，大部份是為了鄭P、陳P、和學運這一印記的面子問題。

住院醫師前三年，我與阿良、阿愷、阿容都在教師節當日到教授家中拜訪。他神情愉快，談他的教學、他的家庭，詢問我們的工作和生活。

天人永隔

二000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我打電話給教授，他說：「明天要啟程去美國探望兒子，大約一個月後回台大做栓塞，」
「什麼栓塞？」
「肝癌栓塞！」

教授得了肝癌，做過栓塞，我完全不知道。我胡亂地向他報告我的近況，祝他旅途愉快，腦中快速閃過 B型肝炎、肝硬化、肝癌、栓塞的統計數字。我四十歲，沒有那些留在台大醫院的同學的成就，無法向老師炫耀，只能說些生活中的瑣事。

再一次接到電話，是阿愷說教授過逝了。這最後一個教師節分明是他給我的機會。我卻沒有警覺到天人永隔的幕已悄然放下。教授似乎有所察覺，卻未對我有任何暗示。他談他的肝癌好像談別人的肝癌，只談技術問題，不帶任何情緒。他似乎在示範怎樣才是真正的勇者。面對這樣的勇者，我終於發現我不過是個意志懦弱、眼光短淺的人。

在他人生的最後幾步，鄭教授用他的堅毅豁達，又給我上了最後一課。

告別式上午九點開始，七時許我在太平間找到老師，老師躺在白幕後的一張推床上。

我略掀起白幕，老師安詳的躺著，身著西裝，工作人員正在為老師做最後的粉飾。放下白幕退出，我在幕前站了許久。

「 生緣何在 被無情造化 推移萬態 」

與老師這一段師生之情，算是上蒼對我的特別眷顧。

走入左側走道，我在冰櫃前坐了一陣，窗外中山南路車來車往。這幾年庸俗可笑的小鎮醫師生涯，讓我對昔日的烈火青春有著無法言說，陌生的感覺。大約是一種中年的頹唐吧。我已不大記得一九八六那一個夜晚，坐在同一張椅子上，胸中有什麼樣的悲願。老大哥與往日情仇皆已消逝在風中。

八時許我回到太平間左側走廊。上午的陽光，透過走廊的窗戶，照在老師粉白的側臉，化妝者仍低頭細膩地工作著，我的眼眶逐漸模糊。

王增齊
四月二十五日，二Ｏ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