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黃文雄1970年「刺蔣案」的主人翁之一。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財團法人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董事長。本文是他於四月七日鄭南榕追思會發表的演說。

 

我們今天在這裡一起懷念Nylon,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非常複雜的心情和感慨,尤其是當我們想到他那壯烈的最後抉擇,以及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肩膀上的責任的時候。

 

我自己是在1989年一月底聽到Nylon被傳訊的消息的。那年正是我海外流亡的第25年。我還記得大致的日期,因為接到同鄉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正好和一群外國朋友,在為兩位即將回國為民主奮鬥的東歐朋友開惜別會。那幾年正是共產專制世界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的時期,而台灣的專制獨裁體制也開始鬆動。前一年強人還沒有指定接班人就去世了。這件事固然埋下國民黨分裂的種子,也是蔣經國對台灣最後的貢獻;但是,政局也因此更充滿不確定性,更加難以預測。如果當時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頭頭,能夠克服他們各自的野心而合作聯盟,李登輝將沒有可趁之機。最後的結局,很有可能還是蔣經國去世前幾年所設計的開明專制:­­開明是開明一點,專制還是專制。

 

這是我當時的判斷。這是一個極端關鍵的時刻。在這樣的一個時刻,聽到Nylon那一句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會抓到我的屍體,頭殼裡浮起他在辦公室準備的三桶汽油,心中受到極大的震撼。以後的七十幾天裡,我每天起床,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Nylon。在1970年刺蔣之前,我有半年的時間,反覆分析過做那件事的價值和策略的問題。Nylon是一個受過哲學訓練、喜歡分析反思的行動家。我相信他說出那句話之前,也一定經歷過類似的過程。

 

價值和策略。也許會有人不習慣看到策略被拿來和價值並列其實,不論所堅持的價值有多崇高,事先竭盡自己的能力,計算行動的可能效果和後果,只不過是負起起碼的責任而已。在前面所說的那個關鍵時機,Nylon面對的情勢,遠比我所面對的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可是1989Nylon所面對的局勢,就複雜多了。國民黨的統治已經開始鬆動。雖然前景還是渾沌不明、充滿危險,但這一程度的鬆動卻也包含了不少政治和社會改變的可能性。Nylon在堅持原則與尊嚴之餘,還必須去保護那些已經打開或可能打開的可能性。這一切都比我那時困難多了。所以1989年那七十幾天,我每次想到他的處境的艱難,心中都難以自抑的充滿了兄弟般的痛惜,以及仰之彌高的尊敬。他壯烈的自我犧牲後,就更不用說了、

 

不錯,Nylon是可以不公開說出國民黨不能抓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那句話,而到法庭和監獄裡繼續他的抗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曾經如此希望〉。但是話既然說出來了,一定有他的理由和計算。如果我的猜測沒錯,他的推理應該是這樣的。既然更激烈的行動只可能給國民黨暴力鎮壓的藉口,那麼他就付出自己的生命,佔據道德的高地。這樣做,既可以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尊嚴,也可以保護前面所說的,那些巳經和猶待打開的可能性;既可以打擊已經一窮二白的蔣家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也在當時仍然上下搖晃的政治局勢的天秤上,在自由、人權、民主和台灣主體性的這一端,放下他個人的砝碼。這種自傷以傷敵的壯舉,需要多麼堅韌的道德勇氣,以及多麼清明的效果和後果的計算!國民黨那些人一定無法想像這樣的台灣人,可是Nylon卻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的確有這樣的台灣人。這是Nylon留給我們的永遠的遺產。

 

我們還活著的人現在所面對的情勢,事實上並不比Nylon所面對的容易。一方面,我們有更多的民主和人權的成就--不要忘了這是Nylon幫助我們獲取的成就--需要去珍惜、保護、和擴展。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面對國內和國外的各種反動勢力。我們的責任和工作並不比Nylon輕。時間有限,我也沒有能力提出全面解決的方案。我只想告訴大家,我希望明年的今天可以送給Nylon的一個小禮物。

 

最近幾年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挫折感,有些人難免對人權的爭取和民主的深化,多少失去了信心。例如去年11月陳雲林離開台灣後,在一個聲援野草莓的場合裡,就有幾位民眾對我埋怨說­這些學生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無夠勇。我們因此展開了一場討論。

 

我大概是這樣說的。我說,各位在116號那天有沒有看到學生在行政院靜坐抗議時被警察抬走兩個警察服侍一個學生,百來位學生花了警察多少力氣這些學生不過在前一天晚上聽了一場非暴力抗爭的講解而已,並沒有受到完整的訓練;有些人沒有完全把身體放軟,有的人被抬到汽車門口就站直了,自己走。我在美國的時候參加過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反核運動的非暴力抗爭。我知道如果把身體完全放軟,或一路到被放在汽車的座位之前都拒絕合作,政府所必須動員的警力將更多出很多。然後想像和計算一下。根據警政署的統計,陳雲林來台那幾天總共用了一萬七千多人次的警力。如果那幾天出來抗議的人都採用野草莓的方式,警方必須調派多少倍的人力?那種幾萬人的尊嚴的靜坐,會把陳雲林和中國當局嚇到什麼程度如果消息傳到中國,海峽那邊可是每年都有幾萬場抗議,而且越來越多。不只這樣,中國的統治集團會不會開始想,即使用武力一口吞下了台灣,要怎麼解決消化的問題

 

這是一個深具鄭南榕精神和方法的例子。要做到這樣,需要有價值的堅持、思想的武裝、效果的計算、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紀律。我沒有時間向大家報告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運動以及平民國防(civilian-based defense)的歷史、經驗、技術和理論;有興趣的人可以上Gene Sharp所主持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網站。我也沒有說,這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我只是想用它來舉例說明鄭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學,並且向Nylon這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說我已經在和幾位影片製作者商談了,希望能製作一部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歷史、理論和技術的教學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掃墓時,可以用來代替鮮花,向你致敬。

 

請你安息,Nylon。我們會努力各自承擔起自巳應負的責任。

 

謝謝菊蘭和竹梅,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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