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一個人只要談到我們的家園或我們的國家,就可以立刻看出她(他)的政治色彩。三年前我換新車,sales是個中年歐吉桑,臉上堆滿笑容,客氣又有禮。車廠在三重,他開車載我去試車,從台北市到台北縣,他打開話匣子說,你看,我們台灣這些年進步真多,連汽車銷售的服務品質和sales的素質也都提高很多,這主要還是國家和人民的素質提昇, 連帶各行各業的sales的素質也被迫提昇。他一路講了很多,眼中閃爍光芒,彷彿台灣充滿希望,雖然眼前不盡人意,但總是不斷在進步。

素昧平生,我沒跟他談到政治。在台北,政治格外敏感,話不投機半句多,少說為妙。但我鐵口直斷,這個sales是泛綠支持者。

泛藍支持者可不是這樣。只要提到台灣,他們就充滿悲憤,社會是黑暗的,教育體系是吃人的,前途是無光的,政府是腐敗無能的,南部群眾是盲目而無知的。未婚的會說,經濟蕭條,怕養不起小孩,所以也不生小孩了;有兒有女的會說,我已經老了不在乎,但我們下一代不知道怎麼辦?

他們好像有一個台詞固定的劇本,大家都照著劇本背,就差沒有說,以前國民黨執政時代,人們日進斗金,大家都可以請十個菲傭看小孩,夫婦可以有錢有閒每天遊山玩水,將來小孩都進哈佛和耶魯,在美國狠刷父母的白金卡。

聽著這些或是娓娓的傾訴,或是聲色俱厲的指控,我總不知說些什麼,我要是有辦法三言兩語治好他們的心病,我早就去選總統了。我想,只有寬大而有遠見的國家領袖可以治癒他們。

他們都忘本了,也忘了我們一路走來的貧窮。如果不是貧窮,我們怎會一度接受美援?如果不是貧窮,我們玉井國小的營養午餐怎會三天兩頭吃麥粥?又會餐餐吃著聯合國兒童組織送來的麵粉做的白饅頭?你有聽過台灣人吃麥粥嗎?當然沒有,麥子是外國人的主食,聯合國兒童組織送我們麥片,廚房那些種田出身的歐巴桑就得想辦法將它變成午餐,所以煮出來的麥粥好難吃。我們的白饅頭掰開來,都有黑蟲。每個禮拜二早上上完第二堂課要跳課間操,跳完,班上的值日生要去廚房抬一壼鮮牛奶回來,大家要強迫喝一杯鮮奶。我總是捏著鼻子喝。偶而,我們還有硬梆梆的營養餅乾,老師會將它掰成一半,每個同學會有半塊。那是兒時印象中最好吃的東西,奶香彌漫,我常常捨不得吃,就包進衛生紙,下課回家再慢慢嚼。

牛奶和營養餅乾也是聯合國的賑濟品,給山區兒童補充營養。那時美金對台幣是一比四十,我們一個月的營養午餐費是三十元。意即,1960s年代,山區學童一個月的營養午餐費不到美金一塊錢。但一個班級六十個學生,總有十個左右,任憑老師怎麼罰站打手心,就是交不出三十元。他們被老師打怕了,後來都逃學。

還來不及等到我小學畢業,1971年,也就是我小學四年級那年,台灣退出聯合國,麥粥、牛奶、營養餅乾和長黑蟲的白饅頭沒有了。營養午餐費一下漲到六十元,但我們的白饅頭是自購麵粉做的,不再有黑蟲,好吃多了。

那時候的父母是怎樣在養小孩?他們靠的不過是為人父母的盲勇和生養教育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夫妻胼手胝足咬緊牙根就撐過來了。

回想舊日台灣,我總覺得那是含淚的微笑。雖有獨裁體制的不圓滿,卻也有許多歡欣和美滿。那時蔣介石餵我們吃反攻大陸的迷幻藥和建國必成的興奮劑。那一帖興奮劑真有用,那時人們心中充滿希望,整個社會充滿奮鬥的意志。台商拎著一口皮箱,說著broken English,卻行遍天下無敵手。那時候的台灣人多麼勇敢,又多麼無懼?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稍早接受天下雜誌訪問,他說,他擔任台灣區模具工會理事長時期,當時的新加坡勞工部長問他,台灣政府到底做了什麼,為什麼台灣的中小企業那麼強大?

郭台銘回答說,我們的政府什麼都沒有做,所以讓我們有蟑螂一般的生存能力。郭台銘認為,新加坡政府照顧太周到,反而讓企業沒有競爭力。郭進一步指出,政府沒有效率,民間就會更有效率。(訪談內容詳見: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cb307/booklist3-1.asp

台灣最大製造業董座的証詞,戳破了國民黨多會拚經濟的神話。那時的經濟起飛,依靠的不過是台灣的廉價勞力,和工人的勤奮,與企業家敢拚敢衝的精神而已。尤其台灣從一個接受美援的赤貧國家起飛,只要人民企圖心夠旺盛,飛翔的速度當然快,現在的中國、越南和印度,哪個不是這樣?你叫日本這龐大的經濟體飛飛看。但很多人看到中國與越南的經濟成長率動不動超過10 %,日本卻是少少的個位數,就以為越南和中國比日本強大了。

曾幾何時,台商不再是打不死的蟑螂,人人都掐著政府的脖子,要政府為這一切負責。

國民黨時代的台灣,也並不是那麼灰暗的。蔣介石和蔣經國也並不是什麼劊子手,他們固然要為獨裁體制的不義負責,台灣也並沒有錯失那班全球經濟繁榮的順風列車。只可憐那些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他們犧牲了。我們這些沒有被犧牲的欠他們一份情,所以我們有義務為他們討回公道。除此之外 ,那是一個全民吸安的光明時代,我們跳光明操,每天昂首闊步要為萬世開太平。

政治嗎啡消退後,泛藍群眾悵然若失,誤以為過去那個時代才是光明,而政權轉換後的民主台灣卻是一片黑暗。在泛藍政治人物、族群領袖、或意見領袖(特別是媒體)的催眠之下,他們的心理呈現集體崩潰的現象,而出現集體歇斯底里的症狀。他們眼中的台灣,是泛藍政治人物、族群領袖或意見領袖所建構出來的想像中的台灣,在某種程度上脫離現實。但他們堅定的信以為真,於是轉而在崛起中的中國尋找精神出口。

民進黨的執政缺失強化了他們的症狀,更加堅定他們的信仰。陳水扁就變成所有罪惡的代表。

此番新潮流在民進黨立委初選兵敗如山倒,令人神傷,因為綠營失去了對這些精神崩潰的泛藍群眾伸出援手的力量和道德勇氣。檯面上只剩那些喊打喊殺的好戰份子。

可是我也要提醒,儘管面對相同的過去,綠營支持者眼中的舊日台灣,似乎也只有黑暗,沒有一絲光明。彷彿國民黨的的統治只有高壓獨裁,毫無建樹。談及過去則只有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其它一片空白。我們似乎忘記了我們曾經共同分享的光明氣氛和拚鬥的意志。這也是一種不實的想像和扭曲。如果過去是那麼不堪,我們如何走到今日?把舊日台灣描繪得黑暗不堪,也是忘本。

綠營不幸中的大幸,是選出謝長廷擔任2008年總統候選人。其實四大天王,蘇謝都好,兩人的政策都相對開闊與包容,都為藍綠和解開了一扇窗。謝的「憲法一中」更是顧及政治現實面,承認對方的存在,再致力異中求同,找出最大公約數,做為執政的基礎。他的「和解共生」更是迫不及待的任務。但願謝長廷不忘初衷,不要讓黨內的鬥爭糊模了這兩個大方向。為政首先要承認對方的存在,不能耍任性,像小孩哭鬧,非要人家屈從他的意思。

在政治鬥爭當中,雙方的政客不斷透過催眠的手段將舊創召喚出來,或者創造出虚擬的集體創傷,這個虛擬創傷存不存在並不重要,只要他的群眾信以為真,它就是真實的創傷。政客召喚創傷來凝聚群體內聚的力量,國家卻被撕裂了。

偉大的政治領袖其實兼具巫師的角色,他要收妖除魅,撫平傷口,甚至將傷口轉化成奮鬥的力量。就如李登輝前總統利用「台灣人的悲哀」成功紓解台灣歐吉桑自國民黨來台以後的抑鬱。現在,謝的挑戰是如何面對、甚至進一步治癒泛藍群眾的心病。

綠營民眾也要自我警惕,抹煞過去,就是抺煞自我,畢竟我們不是石頭縫蹦出來。藍綠民眾要結合成一個國家,首先要靠集體記憶的建構,而這集體記憶是來自於過去,而不是現在。當你一再抹煞泛藍群眾的美好舊日,我們的集體記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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