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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美國電影《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 2009)基於其旗幟鮮明的政治訴求,並不適合由台灣人來評論。理由很簡單,它與台灣人民的政治和歷史處境太過接近,接近到台灣人民不管藍綠都難以客觀評價。對於親綠影友來說,可能不需要任何優點的舉証,他們的感情就可以輕易被電影中的情節與命題收買;對於親藍觀眾而言,不管這部電影在劇情上多麼深刻動人,描繪1980s台灣政治情勢的觸痕多麼精準,他們也可能刻意漠視。

這沒辦法,雖然稍嫌可惜,也不算損失,政治的本質原本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除非對方做出試圖理解的努力,否則試圖主動去說服他方是浪費氣力,就讓他們繼續去信仰中國吧。所幸這部電影的策略並非放眼泛藍群眾,它真正訴求的觀眾,是透過美國電影工業的龐大體系和獨佔性的網絡,以將影片中的政治訊息傳遞給國際社會的知識菁英。

為什麼說是國際社會的知識菁英?這部電影的屬性原非商業娛樂片,喜歡看好萊塢傻瓜片的觀眾不會來看這部電影。會對這種電影題材產生興趣的外國觀眾,多半是知識菁英。本片利用一個虛構的故事將白色恐怖、劉宜良(江南)命案、陳文成命案與林義雄滅門血案的歷史事件串連成一部電影,具體而微地訴說了台灣近代的政治身世,這對那些對台灣問題素無認識、也因此較少偏見的國際知識菁英而言,應該是一部不錯的入門題材。藉著這部電影,他們可以掌握台灣近代政治歷史的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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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范德畢克在片中帥氣又熱血,不在台灣紅翻天實在沒天理)

只不過,這種透過好萊塢思維進行國際宣達的努力,為什麼是由一個美國第二代台裔青年刁毓能(Will Tiao)以其卑微的財力四處辛苦募款來勉力達成?我們理解正與中國歡喜相逢的「中國國民黨」此刻不可能做出這樣的國際宣傳,然而民進黨執政八年,有充沛的銀彈和資源,卻沒有人想到要利用好萊塢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宣傳工具來將台灣的政治困境訴諸國際。

由公部門出資拍攝電影沒什麼不對,關鍵就在於作品的品質而已。稍早在台上映的俄國片《末世薔薇》(The Admiral 2008)就是俄國政府出資拍攝的作品。由於是政府全力奧援,銀彈充足,電影製作品質精良,讓全世界的觀眾有機會回顧帝俄覆亡、蘇共奪權的俄國近代史,更有機會認識高爾察克這樣一位曾經湮沒於蘇共史觀的俄國歷史人物。雖然它拍得有點像軍教片,但誰都不能否認它是一部可觀的作品。

不管如何,刁毓能的努力為台灣政治人和電影人的視野開了一扇窗,將來的人都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看待台灣政治宣達的各種可能性。惟有透過真實而動人的故事,才能打動國際社會的同理心,那比硬性的政治說帖都有力。而這樣的電影,也可以是一部深燧優美的藝術作品,就像梅爾.吉勃遜光以一部《英雄本色》(Brave Heart 1995),就言簡意賅地總結了蘇格蘭的歷史身份和蘇格蘭人的歷史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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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這調查局的小混蛋長得像不像今上?)

當然,全世界都有電影工業,既有本土電影工業,就不必人人都改走美國體系。只不過,刁毓能的努力為台灣指出另一種可能性。本土電影工業是用本土觀點來訴說故事;改走美國途徑,是試圖以美國人的語言和視角來對美國觀眾、甚至美國發行體系可以觸及的外國觀眾進行對話,兩者是可以分進合擊的。

現在回頭來評論作品本身,《被出賣的台灣》缺點極多,主要是細節不夠嚴謹。例如美國在台協會(AIT)的官員從頭到尾只看到一位女性。台美雖無邦交,但因兩國千絲萬縷的關係,AIT駐台人員浩浩蕩蕩,出面接待FBI幹員的外交人員,不可能同時負責台灣代訓尼加拉瓜武裝份子的事宜,軍事及情報事宜通常會由軍事武官或中情局駐台人員負責;滅門血案那一幕的處理也稍嫌草率,那麼重大的血案不可能任人自由進出,而沒看到重重戒備的軍警;阿明的妹妹有著一雙中國女人常見的丹鳳眼,看來更是奇怪。台灣女孩大多有一雙水漾漾的大眼,絕少丹鳳眼,刁毓能身兼製作人,應該可以注意到這種細節。再說,FBI幹員來台出差,不可能住那麼簡陋的旅館。

不過說實在話,有些細節只有對台灣觀眾才有意義,一般外國觀眾看不出所以然。AIT浩浩蕩蕩的駐台人員由一位女性官員代表,可能只是讓劇中人物單純化而已,並不影響台美複雜關係的呈現,太複雜的人物和劇情只會讓觀眾看得霧煞煞。再說,外國人心目中的東亞女人可能都長得一樣,他們沒法區分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或台灣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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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的演技還有進步空間)

這部電影的另一個缺點是節奏不夠緊湊,缺乏緊張懸疑之感。不過這也許是台灣觀眾特有的問題,因為電影一開始,我們都已知道命案背後的兇手是誰,我們只是看著劇情如何推演到結論而已。節奏的問題,恐怕要由外國觀眾來評論會比較客觀。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這部由許多缺點所構成的電影,卻精準地傳達了台灣人民的歷史感受,主要是這部電影命題上的深沈與製作態度上的真誠。電影的故事雖是虛構,但它的每一個細節卻都是真實,每一個人物也都有所本,這裡面沒有謊言,只有試圖揭穿政治謊言的努力而已。尤其是阿明對美國幹員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深刻而精準地傳達了台灣人民的歷史心聲,他說:「那些中國人都說我們是兄弟,但假如我們是兄弟,他們又為何如此對待我們?」(大意如此),這句話不但是對中國國民黨說的,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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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凸槌:注意看箭頭,台北的街道怎會出現泰文看板?)

阿明這個悲劇角色更是令人嘆息,他所以變成變成異議份子,只因他的父親是白色恐怖的受難人士,不明不白被槍決之後,屍骨未明。他是個卑微小人物,但那些台籍知識菁英的處境也沒好到哪裡,具反對精神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因為協助美國幹員的調查工作,而慘遭暗殺。在自己的家園找不到正義,想要追求真相、獲得自由的台灣人民,只能向美國人求救。「求救」是當時台灣政治異議份子的標準政治姿態,因而「求救的語言」和「求救的動作」貫穿全片。

而至今,「向國際社會求救」依然是台灣人民的擺脫不掉的宿命,因為在我們所處的政治環境和體系裡,得不到正義的奧援。過去有極權政治和中國民族主義,如今極權轉化為民主,中國民族主義卻變形為想像中的金錢和商機,又包裝以偽和平主義,台灣意識在歷史上始終遭到各種形式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包抄,「向外呼救」是台灣意識尋找精神出口的唯一途徑。

無論如何,儘管缺點重重,它仍是台灣電影視窗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會在台灣影史留名。(本文版權所有,未經授權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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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海報取自開眼電影網,海報上字眼為作者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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