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black size=4>馬賽克女郎</font>

   
懷古戀舊是一種文青病，因為神迷於時間所累積的意涵，而對家庭器皿迷戀不已。新器皿固然光鮮亮麗、卻缺乏故事。更何況，美的定義因人而異，時尚有時尚的信徒，老派也有老派的魅力。
某年，爸爸因為洗腎的緣故，遷到了方便就醫的台南市區，老家從此大門深鎖。我那時候就意識到，我回到這個家的機會少了，等這個房子一旦被賣掉，家中那些寫滿兒時回憶的器皿將不知會流落何方。傢俱太大，我帶不走，我整理了廚房裡的鍋碗瓢盤，心想這些家人用過的東西，或許能陪伴我往後的歲月，保留一些家庭的故事。
圖中的盤子多少都有些瑕疵，那只魚盤的中央有一條很長的裂痕，已經不能使用。但是無妨，家庭遺物也可以單純供起來講故事；那只紫盤也有小喀，但不妨礙使用，心血來潮時，我也常拿它來裝食物，因為它很上相，裝菜很漂亮。前方的器皿有落款，有人不喜歡落款，覺得破壞美感，有人喜歡，覺得是器皿的年齡證明書，您覺得呢？

 

第七旬的這一天，父親的遺容不斷浮現。想起七周前一個大寒的日子，我從台北奔抵南縣的家中，目睹父親的遺容，彷彿一個天大的玩笑，這不會是真的吧？這年，父親才剛過完七十五歲生日，我得為他寫訃文。
  
父親臥病半年，我原有充裕的時間做好和父親永別的準備。但所有的準備在真正聽到父親的死訊之前都不算數，因為，在看到父親的遺體之前，你並不知道什麼叫「和父親永別」。但我現在已經知道，它意謂著你再也見不到父親，想對他說的話，已經永遠來不及。父親，已經從這個世界永遠消失。

前言：這是一個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1979-1983 年的校園生活。



什麼叫做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就是你在街上走著走著，冷不防就撞見一個恍如隔世的故人。你發現他兒女成群了，自己卻還孑然一身，才猛然發現時間像一頂急於趕路的馬車，你還沒坐定，馬蹄卻已叭啦叭啦踩過萬重山。因為毫無防備，突然兩人都不知說些什麼，為了填補那令人窒息的尷尬，只好說些類似「好久不見」或「今天天氣很好」的廢話。
那是一個純粹的不期然，日子尋常，地點庸俗，竟是假日時刻路口那家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我和李先賢站在同一個櫃台前，我抬頭看見那張似曾相識的臉龐，還來不及整理自己臉上的驚異，李先賢那張染上歲月的面容比我更驚異，他及時伸出手來對我說：
「老同學好！」奇怪，我們只是老同學嗎﹖
才說了一些久別重逢的陳腔濫調，風聞中的他的妻子就走過來了，身旁的男孩一看就是兩人愛情的結晶。這使我想起當年在他婚禮中的缺席，與他大婚前夕那通懺情的電話。青春其實一直都沒有忘記，欠缺的只是猛然想起的機緣。
走出了百貨公司，散亂而急促的心跳很快就平復了。青春男女的分合其實沒什麼大不了，宜室宜家的男人找到幸福美滿的歸宿，眺望遠方的女人也有屬於遠方的去處。回頭一看，曾經傍肩走過的年少早已走入永恆的停格。
其實不但忘了問他近況，也忘了告訴他，前幾天好像在電視上看到小美了，頭銜竟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闆；阿成最近離開效力多年的政論雜誌，接掌某家報社的主管。至於我呢﹖早就跳出來囉，報界的事，我已經忘得乾淨了。記者效忠的唯一目標是報老闆，什麼信念、原則、價值，統統是口號，也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事實或真理。人生的幻滅並沒有讓你看透什麼，唯一看破的只是自己。幸好我早已遍讀政治學，再大的幻滅不過是政治的必然。
我對人生這般博大精深的體認，顯然沒有使我更加茁壯。也許是我當年拜錯師，因為啟蒙恩師是個政治鬥爭的失敗者。教政治的裁在政治的手上，一如馴獸師死於猛獸的血口。採訪了十年政治新聞才明白，意圖馴獸不過是渺小人類的偉大幻想。這頭巨獸無所不在，只不過，巨獸的面目隨著朝代和潮流而改變。
上大學之前，我是所謂的『熱血青年』，深受著高中校園文化的影響。我來自台南一座校史悠久的女校，當時有個年邁的單身女校長，傳說在重慶時代當過特工。女校長獲得尊敬，是因為她的人格與操守，老師們都說，校長個性耿介，她堅守本校四育並進的傳統，不與教育權貴掛鉤，最厭官場陋規，上校長家送禮保証會被轟出來。人格的感召於是產生思想的魅力，校長對黨國的效忠沒有隨年齡而退化，動員月會裡，她以重慶時代的熱血，耕耘我們稚嫩赤忱的心靈。為此，我們在她慷慨激昂的教誨裡捧讀〈滾滾遼河〉，幻想校長就是那一個個身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學生，和那一群群投筆從戎的女知青。為了表達對校長人格的景仰，我們這一群熱心校刊創作的女孩經常為文高呼黨國，哭喊我們對神州五嶽三江的傾慕。
從高一開始，記不得教室做了幾次入黨的宣導，我總是提不起勁，總認為入黨是諂媚者一種低劣的矯情，愛國是不能用任何紙証丈量的。高三那年驚傳台美斷交，當局苦心灌輸培育良久的愛國主義瞬間爆發，美國大使館外一時雞蛋與蕃茄齊飛，挫敗的民族主義在憤怒當中四處尋找發洩的標的。我們身在遙遠的南部鞭長莫及，恨不能插翅北上加入大哥哥和大姐姐們的雞蛋蕃茄仗。於是我表達悲憤的唯一方式，就是直闖教官室要求入黨，用這小小的舉動象徵我對國難的哀思。
美國人要走了，第七艦隊也要撤退，那年的選舉也被取消。放了學，我們去追打落水狗，一群女孩自發性地騎了單車，四處撕黨外人士的競選海報，把那『一小撮野心份子』的海報踩碎了滿地，屢屢和圍睹的群眾發生口角。正在激烈對罵的當頭，有個青年指著我的鼻頭說：
「小孩子懂什麼﹖回校園讀書吧，讀通了再出來！」
已經忘了如何和小美走到一塊，但沒有人能夠忽略她的存在。初進大學課堂，只記得她成天鬼打架，和誰都有話說，一群人裡只聽見她一口很溜的外省國語。小美身裁矮小豐腴，一天清早，她穿了一條緊身牛仔褲，乒乒乓乓跑到我跟前說：「妳看我像不像油炸香腸﹖」
我笑翻了，媽媽咪，真是絕妙好詞。
我的大學聯考考砸了，從此懷恨天下人。所以初見班導師黃教授，我差點決定休學重考，我心想，性格這麼缺乏起伏的人能教政治學嗎﹖政治人的形象不都是煽情澎湃的嗎﹖他有一張面無表情的臉孔，上課的語調沒有高低。
「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是多元的思想和活動。」教授的語調聲聲催眠，我得強打精神抄筆記。「民主政治有下列特癥，第一．．．．第二．．．．．第三．．．」
我聽不下去了，乾脆岔開心神自行遊思。鄰座的李先賢看我快睡著，就寫字條給我說：
「有沒聽見剛才那句話﹖Ｎ個民主特癥，敝國沒一項符合。我爸說，日本的一黨獨大和敝國的一黨獨大是兩碼事。」我回字條說，我沒專心聽課，等看了你的筆記再說。
上了那所排名墊後的大學，我只覺被全世界遺棄了，高中好友人人進了名校，聯考制度是用分數區分學生素質的等級。李先賢見我像一具行屍走肉、對人不理不睬，就成天調戲我，不是掀我裙子，就是掐我大腿，偶而署別人的名寫情書摺成紙飛機丟給我，直到我開始對他翻白眼，偶而開口罵他無恥，他才讚美我，說我具有鄉下人的美德，鄉下人不都很熱情淳樸嗎﹖從此我上黃教授的課輕鬆多了，李先賢是好學生，是很會做筆記、很會考試那款人。
黃教授上課湯好料實在，不打屁不扯淡不摸魚不灌水，一堂課能講完幾本書，筆記抄都抄不完，不但沒多拿校方的鐘點費，學校請到這款教席才賺呢。李先賢做著快速而凌亂的筆記，課後再重騰一份給我，我再影印一份給小美那懶人。我們都抱怨黃教授的認真，怎麼不學學那個留美學人，沒事講幾個笑話就混掉半節課了呢﹖
大學生涯就是升學主義的解放，再沒有讀不完的課文、演算不完的習題和考不完的大小隨堂測驗，曾經為聯考所做的犧牲和苦讀，如今都要連本帶利討回來。所以，熟背過的課文忘得精光，演算過的習題也拋得很快，國家編列的龐大教育預算証明是徹底的白費。
沒課的空檔，我和小美在校園遊蕩，偷偷傾心法學院那幾個自以為很帥的男生；有時坐在文學院前的台階，雙眼無意識地眺向外雙溪外的中影文化城，交換懷春少女的私語和傾談；偶而悄悄尾隨法學院那個高大俊美的男生，欣賞他在網球場上各種酷呆了的擊拍，一邊想像與他月下談情的美景。
我和小美實在無聊到極點，公佈欄張貼的所有公文和海報都細讀，包括各種活動的功過獎懲，和各系曠課的名單。看著看著，在期末補考名單上，我竟然發現我的網球王子的名字，我人生的無數幻滅又憑添一樁，怎麼沒人告訴我，網球打得那麼酷的王子也會補考﹖言情小說好像都不是這樣寫的，我原以為我的網球王子是才華洋溢，而不只是體健而已。
為此，我和小美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再遊蕩，因為已經失去搜索的目標，連偶而經過網球場，都故意偏過臉去，假裝在和小美說話。愛情是不容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一旦氣球戳破了，變心的女人通常會變得很殘酷。所以偶像只能供人幻想，千萬不能拿來當情人。
其實網球王子是無辜的，我只是被自己的幻想欺騙了。為了發洩這種憤怒，我們在系館外盡情嘲笑自己，將自己的糗事編成笑話娛樂朋友，而且誇張到沒有人相信我可以蠢到這般。我們的笑聲太高亢了，小明這時從音樂系館探頭對我們說：
「哎喲，我以為妳們在練聲樂。」
音樂系有兩個男生，一個叫大明，一個叫小明。大明拉大提琴，小明拉小提琴。小明看我和小美成天遊手好閒，常勸我倆到音樂系當義工。他老是讚美我，說我不開口講話的時候，有一種飄逸的氣質，很適合在台上替人翻樂譜。至於小美呢，他說，交響樂團缺人的時候，小美可以上台打三角鐵。
低能的女孩欣賞男孩的體能，高能的女孩欣賞男孩的智商，可惜我還停留在前者，而李先賢卻屬於後者。李先賢在班上有個換帖叫阿成，他更具有鄉下人的美德，是看起來很誠實憨厚那款人，和女生說話不小心就臉紅了。兩人每天不知談什麼，一眼望去，校園的角落每見兩尊羅丹的雕像，像兩個早熟的小老頭，給人的感覺像校訓的傳人。我們的校訓是『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原來他們在議論黃教授。他們發現教授上課常有弦外之音，又不敢太確定，沒事就私下相互印証。教授給人的初步印象是性情冷漠，以致他們不敢私下接近教授，只敢目送他提著滿是書本的公事包步上校車。
李先賢和阿成的疑惑，首先是從小美口中得到初步印證。小美的姐姐是名校政治系的畢業生，在準備出國深造的空檔留校當助教，和名校那幾棵所謂的『校園毒草』走得近，政壇的風吹草動靈通得很。小美從她姐姐那裡知道，原來教授和那幾棵毒草有精神結盟的關係。她知道李先賢和阿成對教授好奇，就常通風報信。校園毒草指的是當時台大與政大幾位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法政學系名教授。

我的興趣不在教授的弦外之音，而是小美的二手傳播。那是個耳語的時代，報紙的消息只有交通事故和天氣預報稍微可靠，二手傳播就成了真相的代名詞。鐵四角是個奇怪的組合，各有背景。李先賢出身都市本省小資產商人家庭，父親與日本商界往來密切，對政治的看法深受日本政治文化的洗禮；阿成來自歷史很悲壯的噶瑪蘭，這地方的政治傳統又深具福爾摩沙人的草根性；我原是愛國青年，教科書讀得入迷的結果，就是隨時準備效法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留下一封殉國遺書之後，就為黨國犧牲小命；小美是外省人第二代，父親是殉職軍官，母親在黨部工作，我以為她也有滿腔的熱血，誰知她不愛黨國，只因家庭背景見到很多不公與不義，心裡有悲憤。
在那個政治長期高度緊繃之後的疲態裡，民主的火苗顯然蠢蠢欲動了，所以黨國必須到處發動消防隊，進行滅火的工作，撲滅隨時可能燎原的火花。那時的校園就成了《黃河雜誌》和『志清學社』的天下，成天搞座談。我不懂志清學社是什麼﹖小美說，就是小黨棍的秘密結社啦，他們都是未來黨國大老的接班人，不懂﹖
小美似乎什麼都知道，什麼人都能打交道，我對系上那幾個志清學社的活耀份子敬而遠之，老想起我父親的告誡說，小心為要，切莫禍從口出。從我懂事開始，禁忌一直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對政治的戒懼更不知始自何時，尤其在我父親這種小鄉紳的心目中，政治和坐牢幾乎同義，個人的政治意見是不能隨便表露的。可是小美好像蝦密攏不驚，見了那幾個志清學社的大哥，就非要大嚷：「黨柱好！」
『黨柱』一詞是小美發明的，她認為黨棍和黨鞭都只是混混級，不足以形容這些人的壯大和重量。因而人潮越多的地方，她越要大聲嚷，那種效果就像在地攤滿街的鬧市高喊「大人好！」，好讓便衣警察當眾現形，又通知攤販趕快溜。
「嘿，大哥將來不要忘了提拔我！」
小美一不作二不休，把黨柱們捧上了天。黨柱們雖然心裡嘔得快要飛出去，但是想到她有個黨務媽媽，嘿嘿，識時務為豪傑，認了吧，更何況本來就是黨之棟樑、國之大椽，當之有愧嗎﹖
根據小美的二手傳播，繼美麗島事件之後，校園正彌漫肅毒運動，到處有間諜，他們正用另一雙眼睛看待教授們。我們猜想，這是何以教授性情靜默，和系上老師不來不往的原因。課堂突然出現陌生的臉孔時，教授就又一張秀才冬烘的老Ｋ臉，語調乾脆少了四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用著統統是第一聲的語調轟炸你，有能耐就繼續聽下去吧，有種就別老擦綠油精。
我的政治啟蒙其實得自與伙伴們的腦力激盪。年輕人總是成天張著一雙裝滿好奇的大眼睛，巴望教授說出驚天動地的話語，我們卻全然沒有察覺教授內心的恐懼，教官室偶而約見系上某些學生，教授除了第一、第二、第三，好像沒什麼可以教。
教授給我們的震撼是『多元社會』這東西，因為當時沒有這東西，我一直以為黨國就是一切。沒想這玩意卻讓我們最後失去了他。
「民主的社會必須容忍多元的思想和社團．．．．．．．．．．．一個缺乏容忍的社會是獨裁．．．．．．．．．」今日老生常談的概念，當時由教授口中說出，竟是如此震撼我們的心靈。我們摸索教授，也討論教授的企圖，他到底想說什麼﹖所以我們在課堂發問。
「老師，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民主社會﹖」
教授怔愣半晌，大概沒有心理準備，沉思之後答：
「當你們有了這種疑問，民主社會就要形成了。」
我們有說不出的氣餒，教授有答等於沒答。
「他當然不敢答，沒看那知青黨部的細胞坐在教室﹖」小美說。
「妳媽不也在婦女黨部﹖」阿成愛尋小美開心，不小心就帶著噶瑪蘭口音。
「我媽是在那裡混的！誰跟他們當真﹖」小美的外省國語又快又溜。
小美的父親遷台早期因公殉職。當我們回看那頁軍中英烈史，為國犧牲的，名字留在忠烈祠，倖存的升官又晉爵。同樣是軍人子弟，父親同樣曾為黨國抗戰剿匪，學校那位將軍之子是搭軍字號的黑頭車來上課，小美卻每天和我去擠那滿是汗臭味的破公車。
所以小美不愛黨國，她寧願和我們鬼混。她精力充沛，嘴巴像八哥鳥，成天說著比我們道地的台灣國語，閒來就和阿成的噶瑪蘭國語演講比賽，人人都說，她的噶瑪蘭國語比阿成道地，你沒事就會聽到一個月事不順的高亢女音說：「各位空中聽友大家好，我是阿秋仔．．．．」而後滿口調理月經的廣告詞。她是語言天才，那時還沒有吳樂天，否則要天天聽她講廖添丁。
小美是我們和教授的橋樑，她姐姐就間接成了我們的政治評論員。那幾棵名校毒草成天在報章雜誌寫文章，又上電視參加座談會，名氣大得很。他們的的言論大膽，又有外省籍貫的金縷衣，按理說，他們的國家認同不容質疑。但是據小美說，他們也杯弓蛇影，所以自成一夥，成員萬一出事，大家就相互聲援。黃教授不同，他來自台灣最貧窮的縣份，拿的是台獨氣氛高張的東京帝大的學位。
誰知東京帝大的學位在那個畸型的年代不值錢，只能在我們這所排名墊底的大學任教。聽說他能進本校，還蒙那位律師校長的擔保。若不是這位校長，別說教授，連那位《自由中國》案的傅正老師也進不來。系上有了這兩位教席，外加一位出身長老教會背景的老師，我們政治系熱鬧得很。
《自由中國》案的外省老先生已經風吹雨打，壯年時期因為意圖組黨唱過綠島小夜曲，出了獄，青春早已遠去，回鄉夢已遠，僅留的只是一張永遠不會兌現的戰士授田證。坐過黑牢的士大夫兩袖清風，又是家無妻小，橫豎命一條，當然嘛蝦密攏敢講。老先生的性情返老還童，和學生像哥兒們，他的鄉音重，有一回請小美答題說：
「錢小米（錢小美），妳索索砍，喜安史變的漲學兩和東北軍閥漲卓霖是啥關係﹖」
小美站起來，也是一口江浙國語說：
「老史，我挺縮乙個是把巴，乙個是爾姿。」
全班笑得掀翻桌椅，老先生也插腰笑咪咪，直指小美道：
「嘻，妳賊個錢豬腳（錢助教），上課補轉心（不專心），廣會插科打諢。」
老先生從此喊她錢助教，別人答不來的問題全喊她答。老先生的《中國近代政治史》好精采，和高中歷史課本的記載有出入。有個學生聽完他的西安事變直罵他造謠誹謗，竟然敢醜化先總統的人格和形象，難怪會被送進綠島的黑牢餵老鼠！
那位長老教會的老師也有一套，上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我便想閉目默禱，阿門。我那時沒想透的事，如今都想出道理。話說我高中時代，長老教會鬧得兇，不時在教會刊物發表宣言又組織運動，光是美麗島事件就被抓了不少人。系上都在議論長老會教授的背景，聽說他有牧師資格，黑袍一換能上主日學。但他上課絕口不提上帝，除了叫我們看一堆洋文書，也是第一、第二、第三．．．．．．．。
『明哲保身』是那個時代的混世口訣，難怪我們系上的高人特別多，有個名滿天下的國際法權威，什麼國際法理論都教遍，偏偏不答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還有一位旅美老教授，上起課來正題不說，光講他家的小貓和小狗。如是教學品質，這個系上的畢業生能搞政治才怪，這可能是老師們的無奈，和當局的陰謀。

為了窺探教授的內心，我們幾個走得比較近的同學終於聯名求見。真奇怪，研究室裡的教授好像變了一個人，年輕、開心，語調也有了起伏，他才不怕有位黨務媽媽的小美，只因年輕人的心事統統寫在臉上，聽小美說話，教授對她放心極了。
「老師，我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只能有一個黨﹖」我問。
「我們還有兩個小黨呀！」教授用嘲諷做答覆。
「我媽說那是專門拍馬屁的。」小美搶答。
「黨禁不除，怎會有真正的反對黨﹖有了反對黨，黨國的權威和意識型態就會受到挑戰，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所不能容忍的。」教授的凝重又轟炸著我們的腦袋。「政治的禁忌一開就收不了，各種思想會百花齊開，對於習慣一聲令下的統治者，簡直要他的命。」教授徹底相信了我們，說話也像政治的解禁，開了頭就收不了。
那是台灣校園的陣痛時期，校園的小道消息聽不完，黨團的運作、不同陣營的教授對抗，學生們更活潑，各自嗅著政治氣候投入不同的陣營，靠著社團名義在活動。我們學生是冷眼旁觀的游離份子，幾個氣味相投的同學就自行結社，研究的課題是教授。從此我們不再靠小美的二手傳播，教授私下談的才是政治學，課堂教的只用來考試。教授有時也向我們推薦好書，人文、歷史、思潮，無所不包。其實教授太看重我們了，李先賢和阿成閒書雜書無所不看，可別指望我和小美會進修。教授實在教了太多理論，什麼行為學派、國會走廊、官僚文化、壓力團體、遊說．．．．．．背了他的筆記，若沒有他私下點通，讀死了也不會懂。
但我們也並不全然憂國憂家的，說得貼切點，我們是行有餘力才憂國憂家。沒課的時候，我也能和系上的舞棍在林森北路的地下舞廳混掉一整個下午。課堂與課堂之間的空檔，我又和小美坐在文學院前的台階，遙望外雙溪外的中影文化城，清談人生這個等在我們前頭的龐大課題。因為不管政治的清明與混沌，我們依然面對生命這個大學問。我們偶爾隨意掃瞄張貼在公佈欄的『雙溪文學獎』的榜單。
「喂，妳說，文學獎是幹什麼的﹖」我用很低能的口吻問小美。
「賺零用錢的。」小美也答得很低能。
原來我們把探討人生的精力浪費於無用的口舌，早知道就應該把它化為文字，賺點零用錢花花，我看那些得獎作品就是一堆字嘛，有什麼難的﹖我這時想起人生的未來，就問小美將來想做什麼﹖
「我去算過命，算命的說我適合以口為業。」
「以口為業﹖當歌星﹖還是教書﹖或者也替人算命﹖」
「做金光黨，專門騙老太婆啦！」小美朝我瞟來一個白眼，好像沒見過我這款白痴。「那妳呢﹖」
「我的野心比較小，只想沒事賺點零用錢。」我說。
「妳像嗎﹖人家榜上那些才子才女，一個個仙風道骨，妳有這種氣質嗎﹖」
「那有什麼難﹖學就會。」我不服氣，趕忙掏出那本杜斯妥也夫斯基說：「人家我也在讀世界文學名著怩，當我是文盲﹖」
「既然妳有學問，那我問妳，為什麼俄國男人不是車夫就是司機﹖」小美露出很白痴的浪笑。
「不錯嘛，妳還知道杜妥也夫斯基是俄國人。」
「我是不小心猜對的。」小美又說起相聲。
其實，把杜斯妥也夫斯基帶在身邊純是佯裝氣質，以便在搭公車時，刻意將小說挾在脥下，就好像音樂系的女生將琴譜抱在胸前，當時覺得帥呆了，如今回想卻覺蠢呆了。
老實說，在那個年齡裡，我並不明白什麼是文學，只發現，凡是冠上『世界文學名著』之名的小說必然難看。例如我讀賽珍珠的經典作品“大地”，竟發見是個中國人賣兒賣女的故事；我讀“罪與罰”，主人翁竟是個憤世嫉俗的殺人者，又是長篇人生哲學的，才讀了幾頁就被作者打敗了；我又讀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又是一群人欲橫流的野和尚．．．．．．．．沒一本有我所想像的俊男與美女，凡此種種，以致我當時對文學名著的印象是嫌惡的，總覺得主角的身份過於平凡低賤，題材老是處理罪惡、貧窮、不義與悲慘。回想我們高中時代風靡一時的“北極風情畫”、“塔裡的女人”、“未央歌”、“藍與黑”，男主角盡是風流倜儻的五四人物或時代青年，女主角不是飄逸脫俗就是溫柔婉約，讀起來多泌人心脾，又多麼浪漫緋惻呀。
如今回看，在那個多夢的年歲，我追逐的並非文學，而只是幻夢的影像與囈語。可是，也正是在多夢的年齡裡，我們的校園逐夢與時代的遞嬗發生了殘酷的碰撞，我們的所聽所聞，盡是權力運作的冰冷與無情。
校園氣氛時鬆時緊，校園間諜偶而也要喘口氣。直到大四那年，民歌創作的熱潮粉飾了校園的太平，但是，黨外雜誌培養了我們的政治嗅覺，我們早已感到某種風雨前夕的張力。校園與校園之間到處傳聞黑名單，清一色是人文科系的教師，這使我們幾個和教授走得近的學生開始擔心他的安危。那陣子，一個系上學弟惹了一身麻煩，他和一批校外人士散發傳單，要求清除校園間諜。教授是學弟的班導師，校方認定教授難辭其咎，外加Ｗ大學有位教席方被解聘（編按：這位教席就是文大的盧修一），教授的情緒明顯受了波及。我們這才發現事態嚴重，可能有一場風雨正在醞釀。
「為什麼﹖教授沒有不法言論。」我們又殺到研究室。
「我教的就是不法科系。」
我們又求助小美的二手消息。教授不是虛驚，那些名校老師也害怕極了。自Ｗ大政治系老師被解聘，人人都擔心自己是下一個。
整肅的來臨通常都有運動。夏季光臨前的校園氣氛強強滾，三天兩頭有座談會，箭頭都指向行為學者和他們標榜的價值中立。我們在轟隆的砲聲裡上課，豎耳留意任何一顆瞄準黃教授的子彈，但願那只是虛張聲勢。
誰知教授一語成讖，畢業那年的夏天，終於傳出學校不再續聘他的消息。那是暑假，學生們都回家了，校園沒了學生，當然鬧不動學潮，待學生回到校園，政治風暴早已風平浪靜。黨國對匪鬥爭久了，清算別人也有策略，只是學生的單純很難瞭解如此深沉的謀略。
在那無能為力的年頭，我們空有悲愴。在某一本不易買到的政論雜誌裡，我們讀到教授被解聘的內幕，說他的『多元思想論』觸犯了當局的尺度。既然當時的任何政治事件都無須說明，那麼，我們也不需要當局的解釋，我們就認定政論雜誌敘述的就是真相。
教授被解聘之後，沒一所學校敢聘他，他『失業』了好久，原來東京帝大的文憑竟比不上我這張排名墊底的大學証書。我後來才知道，那年頭的事無關國家認同，當局在意的只是個人崇拜，與對黨國的效忠。《自由中國》的老先生是江浙人，出身流亡學生，誰比他更愛『中國』﹖他照樣被送進綠島。
昨日猶似不遠，卻知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感謝那些黑牢冤魂的犧牲，黨國的神話崩潰了，個人崇拜瓦解了，我們以為從此可以過著國泰民安的日子，殊不知政治永遠有新課題。國家認同的分裂取代了爭取自由的聖戰，自由解放了禁忌，大鳴大放就成了相互傷害的手段。昔日的同志因為省籍分道揚鑣，威權時代的禁忌遊戲終於演變成致命的裂痕。政權和平轉移的結果，每一個族群儘管各自控訴自己的多舛，卻早已『找無內場』，即賭局未散，卻已找不到理賠的莊家。
政治陣營重新組合的今天，假如老同學再度聚首，不知我們是否能夠一如昨日的無邪與契合﹖更不知省籍這個傷感話題，是否會撕裂我們共同擁有的昨日﹖唯一確定的是，走出校園各奔前程的時候，稚愛也一併逝去了。雖然畢業的前夕，李先賢在紙上對我寫了一句話，他說：「這句話永遠都算數。」但是在我目睹他的幸福家庭之後，我確定那句話早已不算數了。
校園生活只是我們美好的舊日，而舊日所以美好，只因那是我們的青春，黨國就幻化成我的浪莽少年時。因為青春美麗，所以黨國不死。
百無禁忌的今天，政治系的學生上課不用猜燈謎，教師們無庸虛飾自己的信仰，學生也無須害怕校園間諜的編派，不知道國家認同的課題是否也撕裂著老師和學生﹖禁忌重重的世界苦悶透頂，沒有禁忌的世界也是一種乏味，不知道他們上起課來，是否也要閉目睡著，阿門。

   
（1990 年攝於南非國家野生動物園）

家長二、三十啷噹時，長期派駐非洲，其中有大半時間在盧安達。那是整個1960s。不過他最富戲劇性的外交生涯，是1979年的聖誕夜，蘇聯入侵阿富汗。當時他任職法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法國政府緊急撤離法僑和駐外人員眷屬，大使館人員全數留守，他是其中之一。不過這段經歷應該由他自己來說。

年輕人去非洲是理所當然，那裡生活條件艱困，適合精力充沛的年輕小伙子。年輕人不知危險為何物，一回車子在野外被困，有一群鬣狗（hyaena）登時圍上來。他當時完全懵懂於這種動物的危險性，還隻身下車揮手驅趕牠們。雙方對峙了一陣子，他嘴裡發出「噗嘶噗嘶」的驅趕聲，兩隻手還不斷舞動，示意這群鬣狗走開。過不久，這群鬣狗果真滾蛋了。
每提起這件往事，他總是猶悸猶存，驚嚇於當時的無知。喜歡看動物星球頻道的人都知道，鬣狗才是真正的百獸之王，牠們是唯一不把獅子放在眼裡的野生動物，當一群鬣狗盯住某隻獅子，這隻獅子肯定完蛋。鬣狗兇猛而聰明，他們成群結隊，分路追殺獵物有組織有策略，絕少失手。
家長當時因為無知，而在鬣狗面前表現兇悍，鬣狗恐怕被他嚇到了，心想，這個小伙子是狠角色，還是快閃吧。
我的青春歲月也有一股無知的冒險慾望，我所以在新聞戰場上衝鋒陷陣，完全出於懵懂，不知危險為何物。
小的不說，我最經典的冒險經歷是1990年在南非等待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獲釋出獄那段空檔，因南非北鄰的那米比亞（前稱西南非）即將要獨立，我徵得報社的同意，決定隻身前往那米比亞旅行採訪，報導這個獨立前夕的沙漠之國。喜歡看動物星球頻道的人都知道，毒蛇玩家Austin Stevens正是那米比亞人。
那年我二十九歲，代表聯合晚報前來南非採訪。當時全球彌漫曼德拉即將獲釋的揣測，全球知名媒體特派記者群聚首都普利托里亞，等待這歷史性的一刻。
我駐南非的外交人員聞訊都勸阻我，說納米比亞不是一個單身女子能去的地方，尤其獨立前的情勢混亂，沒有治安可言，只怕我會一去不復返。外交人員不說還好，一說我更有興趣了，心想，那正好，我非去不可。
那是一種英雄主義在作祟，我想做別人所不敢，想完成他人無法完成的任務。同事和上司都說我心高氣傲，我要証明我不是心高氣傲，我本來就是這麼棒。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跑新聞唯一的動機就是要打敗別人，讓同業追在我的屁股後面跑，野心勃勃，而且居心邪惡。
外交人員都勸不動我，只好勉力協助我完成前往西南非的相關手續。記得出發那天，前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沒記錯的話，他當時擔任我駐南非大使館公使或政治參事？）送我去機場。一路上，他仍盡最後的努力勸阻我，一直到兩人一起走進機場大廳，突然傳來一陣英語廣播，向人們宣佈曼德拉已經獲釋了。
我立刻掉頭，並向陳榮傑說，走，回約翰尼斯堡，不去納米比亞了。陳榮傑這時泛起一朵欣慰的笑容。
人的記憶不可靠，這段機場轉折不確定是否做夢夢到？總之，因為曼德拉在我出發前往納米比亞的途中獲釋了，我因而取消西南非之行。

（1989年四月十五日驚傳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訃訊，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懸掛輓聯。請注意，北大學生寫的是正體字）
一、天安門．六四
天安門事件指的是1989年四月十五日政治立場開明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中國學子在天安門聚集紀念，學生領袖聚眾演說，闡揚中國青年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隨後學生越聚越多，他們日以繼夜盤距在天安門廣場，大學之間甚至相互串聯，而引發全球媒體的關切與報導，北京乃吹起一股鼓吹民主自由的風潮。
代表中國改革勢力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雖多次讚揚學生的愛國情操，直至人民日報發出一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人們終於從民主大夢中驚醒。這篇社論無疑是官方對此番學生運動的定調，從此北京氣氛肅殺，並有一場看不見的權力鬥爭暗中指向了趙紫陽。
直到六月四日晚間，中國軍隊開向天安門，並對廣場上的群眾和學生開槍。史稱「六四慘案」。
（四月中旬，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學生只是三三兩兩，為數不多）
二、亞洲開發銀行北京年會
1989四月初，亞洲開發銀行在北京舉行年會，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銜命率團與會。這是1949年中台兩國分裂以來，台灣官方代表團首次踏上北京的領土，是兩岸空前盛事，也是亞洲矚目的焦點。身為聯合晚報外交記者，四月初，我奉派隨團赴北京採訪。
由於中國加入亞銀之後，將我代表團的名稱由「中華民國」矮化降格為「Taipei, China」引發兩岸外交廝殺，當時兩岸政治氣氛十分敵對。年會開幕式，大會奏起地主國的國歌，各國代表團成員必須起立致敬。郭婉容乃以抱胸的方式起立，而成了我國新聞的焦點。有「鐵娘子」之稱的郭婉容，果然不是軟腳蝦。國家的名稱被人矮化，中國國歌響起，代表團難道還要肅立起敬，豈有此理？
1989年四月初，我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北京。
（亞銀年會結束，一行人暢遊北京八達嶺長城。左一是中國亞銀理事孔繁農，著粉紅套裝女士為他的妻子；左二為我代表團副代表資深外交官薛毓麒；右二為時任自立晚報記者吳福成）
三、胡耀邦逝世
亞銀年會的採訪快到尾聲，北京驚傳胡耀邦的死訊，學生開始聚集天安門。由於亞銀年會的會場就在人民大會堂，前來採訪亞銀年會的各國特派記者，就順道採訪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
亞銀年會結束，學生運動卻風起雲湧，代表團回國了，報社卻叫我留守，繼續採訪學生的活動。我這時突然成了孤鳥。我不是大陸組記者，我的新聞專業是外交，對象是中國以外的外國，我對中國的政情一片白紙，如何採訪及解讀攤開在我面前波瀾壯闊的學生民主怒吼？
這時，日本記者就成了我最自然的伙伴和後援。幾乎出於一種自然的本能，我每到亞洲任何一個國家採訪，總是很自然的會和日本記者混在一起。道理很簡單，台灣記者是我的對手，我的採訪和消息來源越神秘越好，我絕不會和他們分享訊息的來源。再者，台灣的記者出國採訪，都是野地求生、各憑本領；日本媒體擅打團體戰，一出勤就是一個團隊，新聞資源豐富，日本記者的拚勁一流，他們和我又沒有競爭，是很自然的互利關係。
尤其日本記者多有大男人身段，喜歡照顧女生，和他們換個名片，多搭訕幾句就混熟了，我們在亞銀年會期間早就建立了合作的模式。兩岸互動既是日本記者注目的焦點，台灣代表團方面的決策和動態，他們非靠我不可；中國代表團方面的動態，當然就靠他們了。
亞銀年會結束後，舉目無親的我，就全面投靠了日本記者。
（四月中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始聚集，學生領袖發表演說激發民主改革的訴願）
1989年，中國剛對外改革開放，中國記者的角色只是聊備一格，他們的自主性低，給人的感覺是愛國多於專業，並不是專業記者，毋寧說是御用新聞工人貼切一點。當然，時隔十九年，如今中國人民自主意識提高，中國記者的專業程度必然與日俱進，今日中國記者表現如何，我就不敢妄評了。
總之，當初我沒有在專業上向中國記者求助，卻轉向日本記者，理由是日本媒體用錢在打新聞戰，他們在中國長期駐點，對中國政治動態有深入的觀察，他們錢多人多資源多。記得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我們在討論這篇社論的意義時，日本共同社的記者（？待查）當即表示不妙，認為這是中共最高領導的定調，他們將學生訴願定位為動亂，他判斷是鄧小平批示的御旨。我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報紙是民意的傳聲筒，堂堂國家領導人怎麼可能用報紙的社論來傳達聖旨呢？
不多久，我的天真見解馬上遭到推翻，情勢的演變証明日本記者的判斷正確。軍隊開始進駐天安門廣場。這時社方傳來消息，我在北京採訪逾月，該回防了，社方將派大陸新聞組的同仁前來換班。接到社令，我在五月中旬就回台北了。
這段期間，中共高層對趙紫陽發動一場奪權鬥爭，指趙紫陽暗中鼓動學生運動。鄧小平支持了李鵬的強硬路線，六月四日，軍隊對學生開槍，趙紫陽的所有職務均遭解除，並遭到軟禁。代表保守路線的李鵬大獲全勝，也成了六四慘案背後沾滿血腥的黑手。
（北大的學生在校外遊行呼籲民主改革，學生推派代表維持秩序）
今天，馬先生發表了一篇軟趴趴的六四評論，內容不知所云到極點，一付涎著臉有求於人的醜態。我只有兩字評語：可恥！
馬先生誤把中共政權當中國，誤把中共的政權利益當成中國人民的利益，也將馬政府的利益等同中共政權的利益了。這種國家領袖缺乏道德勇氣，丟台灣人的臉。
回顧趙紫陽五月十九日對學生的講話影音版，我依然淚流滿面。那是一股穿越國界的青年熱血。
（本文所有圖片都是葉伶芳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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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五一九講話全文：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