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想像,台灣史上最是光芒萬丈的職業頭銜──醫生,也必須放下身段、走上街頭為國考門檻的高低不一發出怒吼。這告訴我們,在人人都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社會正在急劇開放之際,包括醫生在內的許多傳統上受人尊敬的職業已在急速庸常化。他們和其它一般的職業團體一樣,權益受損時,也必須頂著烈日驕陽上街表達訴求,再也沒有地位上的特權。
遊行隊伍開始聚集時,醫學生們還十分擔心,不知道這次的示威行動能不能引起媒體的報導?能不能有效透過媒體的放送將訴求傳達出去?我安慰他們,根據我的專業新聞嗅覺,光是看到自由廣場集結的陣容,不吸引媒體報導才怪,當然,記者要採訪的課題太多,不可能寄望記者能對議題進行多麼深度的報導,但基本訴求的傳達,應無問題。
那天的醫學生和前來聲援的大學隊伍據稱有上千名,試想,台灣史上可曾有這麼大規模的醫學生集結行動?雖說醫生已經光環褪盡,基於我們社會傳統上對知識的尊敬,人們對醫學生的地位仍然另眼相看。我這樣說,好像是一種科舉遺毒思想在作祟,但是很抱歉,人類社會有史以來都靠著一種篩選精英的系統在運作,以前是科舉,現在是聯考,一直以來,他們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會參加 531 大遊行,是因為他們的訴求說服了我。
(531大遊行醫學生集結地點一隅。我的傻瓜相機沒有廣角,只能拍到這個小角落)
醫學生們發出怒吼的緣由在於,他們歷經十餘年寒窗苦讀,在聯考制度的殘酷殺戮裡獲得勝利,又在醫學院受了六年學術訓練之後,必須在第七年接受完整的實習才能取得醫學位,並參加國考。可是如今卻有一批無法通過聯考篩選的學生,他們轉而前往入學門檻極低的波蘭就讀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國際班」,他們得利於一條我國於 2002 年立法通過的法令,這條法令承認包括歐盟在內的九大地區的學歷,赴波蘭習醫的學生取得學位之後,一樣回國參加國考,通過後就成為合格醫生。
然而來自於醫療水平相對落後的國家的醫學位,例如菲律賓,醫學生們必須先通過一項篩選機制極為嚴格的學歷認証考試,他們的學位才能獲得承認,才能參加國考。
稍微瞭解歐盟演進史的人士都知道,歐盟歷經幾次會員國的擴大,七年過去了,歐盟早已從2002年的15 個會員國成為今日的 27個,會員國的科技及醫療水平早已參差不齊,我國關於歐盟學歷認証的法令卻原地踏步,沒有與時俱進,是明顯的立法怠惰,難怪漏洞百出。
2002年歐盟只有十五個成員國,它們都是科技及醫療水平先進的西歐及北歐國家,我國在2002年立法承認歐盟學位應無問題。然而歐盟的成員國此後卻不斷擴大,前東歐共黨集團國家紛紛加入。2004年,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維尼亞、馬爾他、塞普勒斯等十國正式加入;2007年,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也正式加入。
不能諱言,這些東歐國家都曾在歷史上締造輝煌的文明,可惜在二次戰後到1991年蘇聯瓦解,這些東歐國家在共黨集團長達半世紀的統治下,科技和醫療水平的發展,遠遠落後於自由民主的西歐及北歐。在此情況下,來自這些不同成員國的醫學位,怎會等值呢?
即便在歐盟的會員國之間,基於學術品質的把關以及國內就業市場的保護,各成員國之間對於學歷的認證和證照考試也會相互設立關卡,我國卻採取一視同仁的標準,這不是很奇怪嗎?
(遊行隊伍零星出現幾頂洋基帽,右邊這頂白色當然也是囉。有人笑稱本次遊行的第二訴求是「支持王建民先發」)
西歐、美國和日本的醫學位向來不是台灣本土醫學生反彈的目標,這些國家的醫療水平先進,醫學院不好混,進去容易出來難,即便一些遭到我國聯考制度淘汰的學生,只要能夠在這些國家取得學位,並通過我國的國考,他們依然可以抬頭挺胸在台行醫,道理很簡單,他們都通過嚴厲的關卡。赴菲習醫亦然,菲律賓雖然門檻低,但他們回國必須通過一項極為困難的學歷認證考試,一旦通過了,也是當然的同類。
因此,他們要求「波波」必須先接受學歷認證考試,並完成完整的實習訓練,才能參加國考。你要成為台灣醫生可以,你必須像他們一樣,先通過非常嚴密的篩選機制。篩選機制越嚴格所篩選出來的精英,地位就越獨特。如果這個篩選的標準出現漏洞,他們還能算是精英嗎?
至於「波波」家長們指控土本醫學生害怕競爭,這是文不對題。說實在話,本土醫學生是各項篩選機制的勝出者,他們怕誰競爭?相反的,「波波」搭歐盟便車取得門檻較低的波蘭學位,才是逃避競爭的便宜之計。本土醫學生要求的只是一套公平的標準而已。
自由社會的可貴之處在於開放的同時,也兼顧公平,換言之,開放與公平是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缺一不可。為了防堵諸多法律漏洞,修法的行動已經勢在必行。赴他國習醫,不失為聯考機制的一項救濟。當然,如果你被聯考制度淘汰,又沒有出國習醫的富裕家境,那也沒辦法,人生而不平等,有人很會讀書,有人家境很富有,如果你兩樣都沒有,只好做點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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